凭空而来

《凭空而来》是一部以犯罪为主题的电影。故事讲述了主人公卡嘉在一场可怕的袭击中失去了丈夫和孩子，而始作俑者是一对“新纳粹分子”情侣。这对情侣很快被逮捕并接受庭审，然而在庭审中，他们的律师指出卡嘉曾经加入过贩毒运动并吸食毒品，这一劣迹的曝光对案情的判决产生了影响，最终导致这对情侣被无罪释放。

面对悲愤和失望，卡嘉决定亲自为家人报仇。她决心用自己的双手追求正义。剧情紧凑，扣人心弦。导演通过紧张的节奏和精彩的演员表演，成功地营造出了一种紧张刺激的氛围。

黛安·克鲁格出色地扮演了卡嘉这个角色，她的表演充满了悲伤和坚强。观众能够感受到她内心的痛苦和愤怒，也能够理解她为什么要选择亲自行动。

电影中的反派角色也很出色，汉娜·希尔斯多夫和乌尔里奇·布兰德霍夫饰演的情侣艾达和安德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表演充满了邪恶和冷酷，让人不禁为卡嘉的决定感到庆幸。

总的来说，《凭空而来》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犯罪电影。它通过扣人心弦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表演，成功地展现了主人公追求正义的决心和勇气。这部电影不仅令人紧张，同时也引发了观众对社会正义的思考。

胤祥发自戛纳http://cinephilia.net/57707

评分：★★★★（场刊体系，四星满分）

十年前的戛纳60周年大庆上，德国土耳其裔导演法蒂赫·阿金凭借好评如潮的三段式《人生的另一边》获得最佳编剧奖。颇有轮回之感的是，今年他的入围作品《凭空而来》也是一个三幕故事，有着贯穿性的、而不是交织性或蒙太奇性的故事线（后者对应的是自《低俗小说》和《暴雨将至》以来盛行于艺术电影界的三段式或多段式结构），算是对十年前影片中“三段式”的一个回应。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涉及到的新纳粹和恐怖主义也是对《人生的另一边》里族裔身份政治的发展与回应——十年后回归戛纳，阿金交出的这份答卷可谓震撼人心。影片女主角黛安·克鲁格有着近乎无懈可击的表演，最终拿到了70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再加上影片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对社会问题表达了明确的态度，可谓是今年戛纳的重磅作品。

阿金众所周知的身份是生于德国的第二代土耳其移民，其作品主要关注的是德国土耳其裔族群，通常采用政治化的家庭情节剧作为其主要的电影方法。《凭空而来》讲述一个德裔女子卡提亚的土耳其裔丈夫努里和儿子达尼洛在一次新纳粹的炸弹恐怖袭击中丧生，她指认了凶手，但因为证据不够充分加上自己吸毒被辩方律师质疑精神状态，导致凶手逍遥法外；她在绝望之后展开了复仇行动，并在追踪到希腊后，制造了相同的炸弹，与两位凶手同归于尽。

影片的剧作结构分为“家庭”，“公正”和“大海”三个段落，均以一段家庭录像开场。“家庭”的开场是一段在监狱中举行的婚礼，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两人没有准备婚戒，相反是各自在左手无名指上做了戒指形状的纹身。“公正”的开场是一段由努里用手机拍摄的视频，达尼洛获得一辆遥控汽车作为生日礼物，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大海”的开场则是一段由卡嘉拍摄的全家在海滨度假的录像，镜头里努里和达尼洛正走向大海，并在招呼手机后面的卡提亚来加入他们。三段录像均与剧情形成了结构性的关系：婚礼对应着爆炸导致的生离死别；遥控汽车被卡提亚在复仇行动中改装成炸弹控制器；而海滨度假录像，则是暗示着影片的结尾——卡提亚选择死亡，与丈夫和儿子在另一个世界团聚。

影片最有冲击力的段落是“公正”一段的法庭辩论，在剧作和表演上有着极佳的控制。几个回合的控辩双方的交锋非常精彩，可以与去年的丹麦影片《战争》里的法庭戏相提并论。阿金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个家庭塑造为一个道德上完满的中产阶级家庭——观众可以从铺排的信息得知，努里曾是一名毒贩，卡提亚在上大学的时候从努里那里购买毒品，后来两人恋爱，卡提亚退学；努里出狱后开办了一家服务土耳其裔的会计师事务所。卡提亚纹身、抽烟、（因为丧夫丧子后太过悲痛）吸毒，但她是一个深爱丈夫的妻子，一个深爱孩子的母亲；而毒品不仅是她与努里认识并组建家庭的动机，也是司法调查时一度指向她与努里的原因（警方的偏见？），同时也成为了法庭辩论中的重要证据——这种些细节使得影片的关键推动力量“司法制度无法为卡嘉伸张正义”获得了充足的合理性。

对影片剧作的主要批评就是对凶手极其帮凶的塑造太过平面化。凶手是一对典型的日耳曼人小夫妻，影片并未对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思想成因做出任何描述，也并未对他们为何选择在努里的会计师事务所前放置和引爆炸弹做出解释。这样来看，他们只是单纯的邪恶（凶手之一的父亲称他的儿子“崇拜希特勒”，并称他已经和住在隔壁的儿子儿媳相互不来往了）；为凶手提供“不在场证明“的希腊酒店老板也被塑造为热衷暴力的人；此外辩方律师从造型和表演上也套用了典型的纳粹军官的形象。有趣的是，凶手与帮凶之间的联系，以及黛安的律师锁定凶手的过程都是通过Facebook完成的。

大概在阿金看来，影片的重点并不在新纳粹产生的社会结构以及司法制度对其的无能为力上，而是在第三段“大海”中卡提亚选择复仇的（性格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必然性上。黛安·克鲁格在第三段中将卡嘉的犹豫、痛苦与决绝演绎得淋漓尽致。剧作传达出的正是阿金的观点：土耳其裔即使与德裔组建了家庭也难于真正融入的德国社会（努里的父母想要把努里和达尼洛的骨灰带回土耳其，遭到了卡提亚的坚决反对），至于新纳粹这种社会顽疾根本无解；受害的弱者只能去仰仗暴力去伸张正义——对他们而言，只有以牙还牙的复仇才是唯一的方法。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卡提亚在极度悲痛中，一度曾想自杀，而支撑她活下去的就是寻找到了她指认的凶手，这才使得她最终选择的复仇方式是与凶手同归于尽。到这里阿金已经完全将他擅长的两难选择通过政治化的情节剧方式推到了极致。阿金作为长期受到德国新纳粹组织死亡威胁的少数族裔，他自然是不会相信那套“用宽恕终结仇恨”“终结复仇循环论”等等的观点。他个人的感受呈现在影片中便是从片头开始的凄风苦雨，影片直到最后一场同归于尽的戏时才有天色放晴。影片令人细思恐极的是，作为安分守己的土耳其裔尚且不能安居乐业，叙利亚难民来了如何立足？难民也并不都是道德完人，这会引发多少社会问题？全欧洲的新纳粹和极右翼通过互联网串联起来的话，伊斯兰国再渗透进来的话，这你来我往的恐怖主义怕是没完没了了——所以要多了多少凄风苦雨，多了多少孤儿寡妇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