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唳华亭

《鹤唳华亭》是一部爱情古装电视剧，讲述了皇太子萧定权在少年时期经历了丧母丧妹的痛苦，导致他对亲情有着极度的渴望，总是希望能够留住身边仅有的亲人。他对父亲兼具敬爱和畏惧，既希望能够得到父亲的认可，又害怕面对失望的局面。

剧中的齐王和中书令李柏舟不断制造麻烦，不仅迫害了萧定权身边珍视的人，还加深了父子之间的隔阂。太子的老师卢世瑜原本希望陆英能够接替自己成为太子的坚实后盾，然而却让陆英的女儿陆文昔与太子偶遇相知，并暗中许下了终身承诺。

在身边亲近的人相继被害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萧定权坚定地以君子的准则与小人进行斗争，为家国天下而努力。而陆文昔在父兄遭难后化身为东府女官，默默地守护在萧定权身边，先后帮助他解决了军马案和童谣案，最终昭雪了父兄的冤屈，让奸佞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相互配合的过程中，萧定权和陆文昔之间的情感也不断加深。这两个小怯却大勇的人，不畏艰险，不畏就义，为了社稷的安定一起奋斗。

本来是为了李一桐而看的《鹤唳华亭》，但前五集看下来，竟喜出望外，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不管它将来会收获什么样的评价，但在我心里却已足够有诚意与素质，配得上原作者、也是本剧编剧雪满梁园的原著水准。本来我才具不堪趋庭鲤对，见识不过尺泽之鲵，但由于实在很是喜爱，所以还是忍不住想为它写剧评。那就姑且越俎而疱，试为诸公解牛吧。

《鹤唳华亭》的书名出自典故“华亭鹤唳”，语出自《世说新语·尤悔》：“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说的是陆机卷入西晋八王之乱，兵败后受谗被诛时，感慨不可复闻华亭鹤唳的遗憾。华亭就是今天上海市西郊的松江区。陆机这位东吴名臣陆逊的孙子、西晋著名的大学者，曾于吴亡后与弟弟陆云在华亭旧里闭门隐居十年，痛定思痛，写下了探讨吴国灭亡教训的《辨亡论》两篇，然后才游徙洛阳，出仕于晋。因为这一段特殊的经历，陆机可以说是松江有历史记载以来第一位出名的本地人（之前正式给这个地方取名为“华亭”的吴王寿梦和封地在此附近的春申君黄歇都不曾在华亭当地居住过），以至于后来有人把他的籍贯讹传为华亭。其实他的原籍在吴郡的吴县，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他是苏州人，不是上海人。但华亭这个当时还籍籍无名的小地方的确是因为他的这个典故才开始有了名气，并在元末以后发展成江南的人文荟萃之地，出了不少名人，首屈一指的当属扳倒严嵩父子的嘉隆名相徐阶和大书画家董其昌，这当然已是后话了。

常与“华亭鹤唳”并称的还有一个典故，叫做“东门黄犬”（也作“上蔡黄犬”），出自《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风光一时的大秦丞相李斯，死到临头才后悔自己因为贪权恋栈，终于落得个具五刑、腰斩于市的凄惨下场，别说无法再安心做一只圂在仓廪里食粟而肥的仓鼠，就连牵着黄犬、驾驭苍鹰出上蔡东门打猎这样短暂一时的快乐，都不可能再有了。

大诗人李白在其《行路难三首》中曾喟叹这二人的命运：“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 这两个典故都是在说误入仕途之悔，若当初不为青云所误，虽仅平淡度过余生，却不至于丢了卿卿性命。但陆、李二人是否入仕，当初都还有自我选择的自由和余地，可《鹤唳华亭》的男主萧定权一出生就落在皇室天家，又是嫡母顾皇后亲生，所以他一出世就背负上了皇太子这个沉重的身份和枷锁，无法摆脱。这于他而言何尝不是命中注定的悲哀？

选用这样一个寓意其实不是那么愉快的典故来做这部小说的题名，已经昭示了作者所要讲述的其实是一个悲剧性质的故事。鹤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一种具有不同凡响的象征意义的动物。《诗经·小雅·鹤鸣》里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具有能沟通天地的非凡神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萧定权虽然具有鹤一样高洁的品性和志向，也具有鹤一样可以搏鹰的能力和勇气，但其哀哀嘶鸣只为争一个父慈兄友的诉求，竟然难以上达天听为君父所感，最终只能背负着骂名死去。剧中第一集女主陆文昔所吟咏的那句“唳清响于丹墀，舞飞容于金阁”，出自南朝刘宋时的大诗人鲍照的《舞鹤赋》。鲍照文笔隽秀，与自梁朝出使西魏、最终因国灭而留在北方出仕的瘐信齐名，合称“鲍庾”，杜甫在其《春日忆李白》中曾以“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来称誉李白的诗风。鲍照的这篇赋文，从仙鹤降落凡间目睹的种种凄凉写起，然后铺陈鹤“逸翮后尘，翱翥先路”的曼妙舞姿，最终落得的却是“守驯养于千龄，结长悲于万里”（拘囿驯养而至千龄，郁结长悲而心企千里）这样终身不得自由的悲怆结局。仔细想来，男主萧定权的命运走向，却不正是这样？

本剧原著是一本架空题材的文学作品，虽然2013年修订至3.0版时作者曾注明“名物、服饰、艺术、风俗一律从宋，宋后的典故仍旧不会出现”、“典章、制度、礼仪一律从明初”，但仍未脱架空窠臼。但由于作者雪满梁园是学历史出身，本身就具备很丰富的历史学素养，因此使得原著在立意和行文上都远远高出市面上许多架空题材作品的水平。虽然我没有读过原著，但从读过的几个短短片断来看，更有读传统的严肃历史题材小说的感觉，文中的名物、掌故、风俗信手拈来，浑然天成，却绝无炫技堆砌的滞涩感，对于读惯了类似《万历十五年》这样行文苍凉冷峻的历史读物甚或史籍原著的我而言，很有亲切的感觉。

所以对于原著，我更倾向于将之看作一部历史寓言，而非纯粹意义上的架空小说。因为作者的确是按照历史小说的写法来写作的，书中所涉及的人或事，在史书中大多都能找得到对应的参照映像，而不象一般架空或穿越类小说一样多出于作者纯主观的臆造，因此才能写得如此娴熟而自然。对于原著所讲述的故事，没有读过的读者或者观众喜欢追问它到底讲的是哪一朝的故事？而原著书粉则或怀着警惕的心理与“朝代论”进行切割而答以标准答案“架空”。但我以为由于原著作者的才华和学识，从史籍中信手拈来丰富的原型材料裁剪加工编织成一个严密而叙事宏大、立意高远而又可信度颇高的故事，读者并无可纠结之处。就象金庸在其小说《笑傲江湖》后记中所表达的他写的其实是一则政治寓言那样，《鹤唳华亭》也是这样的一则关于朝堂、亲情、权力斗争中人们如何抉择的政治寓言，它也具有《笑傲江湖》中人性那样的普遍性，不落窠在某一个具体的朝代，而是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朝代。所以我们从前五集展现的故事中可以看到许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或事，杂糅在小屏幕上的影像和人物之中。

但是我仍然以为萧定权是有原型的，并且可以有迹可寻。虽然没有读过原著，但也从书粉的讨论中了解了一下书中这个姓萧的皇室天家大致的人物行迹，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结论，那就是萧定权的形象虽然综合了历史上多位太子的经历，但仍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本底原型，那就是汉武帝刘彻的戾太子（卫太子）刘据。原著中的皇帝萧睿鉴（因为从原著到剧本历经几次修改，若干人物的名字有所变更，因此本剧评中的人物一律从电视剧成片中使用的姓名，后文恕不赘言）一共生有六子，最后少子萧定梁即位，这与汉武帝生六子，最后少子昭帝弗陵即位完全一致；戾太子刘据为酷吏江充以巫蛊所逼，起兵反抗，最终兵败出逃，自缢于湖县，留下“子弄父兵”的恶名，其谥号“戾”还是由其孙子汉宣帝亲自议定的，是一个表明太子有过错的恶谥，这与书中萧定权背负骂名自杀而死如出一辙；甚至于书中萧定权娶阿宝（陆文昔）为侧妃，生下儿子阿琛，夫妇俩却先后亡故，也与刘据一家在巫蛊之祸及之后的戾太子之变中死绝，只留下一个孙子刘病已（后来的汉宣帝）的结局相合，特别是刘病已的父亲刘进，不是太子妃所生，而是戾太子的妾史良娣所生（所以依母氏而被称作“史皇孙”，刘病已则因是汉武帝曾孙而称“皇曾孙”），那么这又与阿琛的生母顾阿宝是太子侧妃的设定相合，且剧终时萧皇身边留下的少子定梁、遗孙阿琛、舅舅顾思林、表哥顾逢恩无疑也可与汉昭帝、汉宣帝、卫青和卫伉父子一一对应得上。巧合的还不止这些，戾太子死后，汉武帝为他筑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以表悔意，这也与书末萧皇悔恨独对遗孙阿琛的结局有相似之处。唯一不同的，可能只是萧定权成年时，生母顾皇后已近，而卫太子成年时，生母卫子夫仍主持中宫，所以萧定权因母早逝、父严厉而缺爱的性格，在卫太子身上看不到。但当时卫子夫已色衰爱驰，与汉武帝日益“希见”，当时得宠的是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赵婕妤（哈哈，好巧！剧中齐王的生母也叫赵贵妃！只是齐王定权没有昭帝那么好命）。了解了这么多，我们或许能明白梁园写原著结局时为什么将起兵者换成了外戚顾氏，毕竟历史上的戾太子是因自己起兵而被后世史家所诟病的，这一悲剧格外令同情他的人意难平。所以梁园虽然没有改写最终的大结局，却用自己的曲笔给出了太子死因的另一种可能，也算是给了喜欢戾太子的人们心理上一点慰籍吧。

另外从人物性格和经历上来说，萧定权也很象《汉书·武五子传》和《资治通鉴》中记载的戾太子。司马光《资治通鉴》里说戾太子性格“敦重好静”、“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但又说“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戾太子虽然仁厚、稳重，但同样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当汉武帝出巡时他代父监国，很有自己的主张，而且处事干练，绝不象电视剧《汉武大帝》里歪曲的那样是个仁懦无能的草包，即使自己的做法与乃父大相径庭，皇后也劝他更张以顺应父亲，他仍然能坚持自己的正确看法，意志很坚定，颇有卫氏将门之风。而且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他的个性有些倔强，这无疑也与书中的萧定权相似。所以萧定权这个人物，应当是以戾太子为本底原型，同时参照历史上其他的一些太子的形象创作出来的，至少从前五集的内容中，我们已经能看到他被兄弟构陷的经历里有明仁宗朱高炽、明光宗朱常洛当太子时的影子。正因为在原型人物的基础上丰富了经历和性格，所以形象更丰满、更复杂也更立体了。

从上述的分析中虽然我们知道这本小说的情节大框架是依托汉家故事的本底，但是作者在行文时却又刻意掩藏而把它所发生的时代落脚于稍后几百年的，以在政治高压下追求人性自由而彰显的所谓“魏晋风度”的六朝时代。虽然经过了几次修订，但从作者不经意的以东吴土著“四大姓”顾、陆、朱、张中的三家来为原著中彼此关系纠缠不清的三个家族命氏，还是可以窥出些许端倪来。更何况皇室的萧，很有可能就是著名的兰陵萧氏，南朝的齐、梁二朝就是出自这一支高门。还有剧中出现的《舞鹤赋》、“莼鲈之思”（西晋人张翰的典故），都是六朝人的作品。但这些人物和时代的设定，都在后续的修订中被统一到宋、明而陆续加入的典章、风俗、名物冲淡了。

有意思的是，原著中皇帝萧睿鉴的6个儿子，封在蜀地的长子和早逝的四子没有提到名字，也没有卷入到书中的宫斗，历史上与此相对应的是，汉武帝的次子齐怀王刘闳也是早逝，没有卷入宫斗；另一个儿子广陵厉王刘胥要到汉宣帝时才败露反迹，因为生母李姬身份卑微，他和他的同母哥哥燕剌王刘旦都不为汉武帝所喜，所以在武帝朝的夺嫡斗争中基本处于靠边站的状态，早早就到了封国就藩，刘胥应该就对应于书中萧皇封在蜀地的那位无名皇长子；而在武帝、昭帝两朝一直不安份，屡次被武帝申斥并禠邑削县、并最终在昭帝朝因牵涉进鄂邑盖长公主（昭帝的姊姊）与上官桀、桑弘羊的谋反案而被霍光诛杀的他的同母哥哥燕王刘旦对应的就是剧中宫斗的主力齐王定棠；武帝另一个儿子冒邑哀王刘髆在汉武帝晚年受夺嫡斗争的牵连而突然暴毙（戾太子兵败身死的次年，刘髆的舅舅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前与为他送行的丞相刘屈氂在渭桥上密谋拥立刘髆为太子，未几事败，刘屈氂腰斩，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又过了一年刘髆便暴毙了），他对应的应该就是被萧皇杖死的赵王定楷，他有一个以前籍籍无名，这几年却大名鼎鼎的儿子，就是做过27天皇帝却据说干了1127件坏事而被霍光废黜、一生经历过王、皇帝、列侯三种身份转换的海昏侯刘贺。

原著中萧皇留下名字的四个儿子中，定棠固然毫无棠棣之情，对手足痛下杀手；定楷阴鸷狠毒，殊不足以为楷模；就是定权，又何时能够底定权柄？最终不免身死名辱。只有少子定梁名副其实，成为可堪擎砥天下的栋梁。蕴含在四人名字中的微言大义，应该是作者梁园苦心孤旨的有意为之吧。

（本章完）

前六集的内容，包括预告释出的后面三集的内容，均是以顺序方式叙述的、发生在原著开篇之前的事情，通过将原著里的回忆中语焉不详的旧事娓娓道来，从而使观众明瞭后续情节的前因后果。因此在阿宝入宫复仇之前的剧情，具有原著“前传”的性质。它并不是完全全新的初次创作，而是把原著中讲得比较隐晦或者简略的前情提要细化并且呈现了出来。

前五集讲了两个故事，或者说两个案子，作为与原著内容对应的核心故事展开前的铺垫。前一个案子“冠礼檄文案”已经结束，后一个案子“科场泄密案”才刚刚开始（至第6集结束）。

这个悲凉的故事，自一场从一开始就不被祝福，中途又遭遇蓄意的阻挠破坏，险些夭折的皇太子冠礼开始铺陈，这一起笔具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

因为《仪礼》的第一篇就是《士冠礼》，然后是《士昏礼》（古人认为黄昏在一天之中是阴阳之气相交的时辰，且阳气渐衰而阴气渐盛，男女于此时合婚，于男方无妨害，故而古代婚礼是在“黄昏”即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举行的，故而得名“昏礼”。至于“婚”字，《说文》解释说：“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后来才将“昏礼”转写为指向性更明确的“婚礼”。1990年代以前，中国人举行婚礼还多在傍晚，其后才更多在中午举行已经“名不副实”的“昏礼”），再接下来是《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聘礼》……这些治国、平天下的礼仪。

中国古代儒家的政治实践，是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开始，一步步推广到更大的社会关系范围，并最终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达到“礼运大同”的和谐之道。最初仅由夫妇二人组成的小家庭，是社会关系的基层单位，也是男子结束了个人修养阶段后首先要面对的社会关系，它是君子从与陌生的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中得到历练的开始。在儒家的逻辑概念中，自家庭以上的每一层级的社会关系，都被视为是比其下一级放大了的更大的“家庭”，因此君子的自我修养，从修身结束之后，要先齐家，获得了能使家庭合睦的能力之后，才开始施行治国的实践，由乡里而郡县，再至封国，再至天下。在这种类似于打怪升级的道德提升实践中，君子接触的社会成员的范围是逐步扩大的，面对的社会矛盾是越来越复杂化的，因此处理这些社会关系的能力也在锻炼中不断得到提高，最终从一个不具备“礼”的素质的个体达到“礼”的天下大同，从而实现平天下的最高理想。儒家的这种理念是非常自然而又合情合理的，并不突兀，其循序渐进的实践思路也是非常务实平稳的，具有可操作性。

正因为家庭是君子步入社会、协调与他人关系的开始，所以古人格外重视冠礼和昏礼，尤其是前者。因为冠礼是修身之终，举行了冠礼才表示成人，从之前面对的家庭小圈子开始走向社会，可以参与社会活动，也具有了举行昏礼、组织家庭的资格。所以《礼记》中释“冠”（冠礼）的《冠义》说“冠者，礼之始也”，释昏的《昏义》也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把冠礼是诸礼之始（起始）、昏礼是诸礼之本（基础）讲得清清楚楚。成书于东汉的《白虎通》也讲“男子幼，娶必冠”，将冠礼、昏礼的先后顺序明确无疑。

所以冠礼是对君子个人修养成果的总结和肯定，是“修身”阶段的结束，又是开启之后“齐家”阶段的初始。在剧中的呈现也是如此，当太子的冠礼在惊心动魄中结束后，为太子选妃的大事马上就提上日程了。

在冠礼上，受冠者要依次被加以缁布冠（儒生戴的进贤冠一类的冠，以示成为士或君子，具备了君子应该有的修养，具有了步入社会生活的资格）、皮弁（皮弁是贵族常朝时所用的元服，加之表示具有了参与政事的权利）、爵弁或冕（爵弁的形制似冕而无旒，因士无冕，故以爵弁充冕使用。大夫以上可以服冕的贵族则加冕，不加爵弁。爵弁服是士助祭之服，冕服既是朝服，也是祭服，因此加爵弁或加冕是表示君子有了参与祭祀的权利，即有了参与“礼”的权利）。加了元服，就表示已经成人，可以踏入社会生活，肩负起社会责任了。于剧中的太子而言，这意味着太子有了开府设置属官的权利（秦汉时的府、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府是指官署，家才是私人宅第。比如于汉代的丞相而言，“丞相府”是指丞相的官署，设置掾、史等属官以理庶政，“丞相家”才是丞相政暇时居住以及其家眷居住的私宅。因此“开府”与置属官同义。六朝以来有“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就是指特赐的这种权利），可以参与政治生活（署政）了。

在冠礼上，父亲还要通过赞者傧相为儿子赐“字”。在古代，名和字是分开使用的，作用也不同。名是父或祖父赐给的，只有家里的长辈或者社会交往中的尊者才能直呼其名。对于踏入社会与他人交往的成年男子而言，同辈的朋友或同僚、同事直呼其名是极不礼貌的，相当于呼名者把自己置于被呼者的尊长的地位，对于对方而言是一种变相的羞辱。为了避免这一尴尬，当男子成年将要步入社会之前，父亲或长辈就要在冠礼上给他取一个意义或与他的名相同或相近，或相反，或根本毫无关联而仅仅表示行辈的“表字”，这样对方不呼其名而只称表字，就表示尊敬。可见取字是为了应对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否则只生活在家庭小圈子里，面对的都是自家亲戚，是用不到字的（女子多有名而无字。“待字闺中”的“字”，《说文》解作“乳”，其字形是在室内屋宇下产子的会意，或通“孳生”的“孳”字，是滋生、繁殖的意思。所以一般作“许嫁”之意来解，与男子取字的含义不同）。所以，行冠礼，“冠而字之”是一个信号，表明受冠之人已成年，可以进入社会生活了。拥有一个可以让别人敬称的表字，正是为进入社会生活而作的必要准备。

在剧中的冠礼上，萧皇给太子定权赐字为“民成”。但是加了冠的定权，除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私名、一个皇太子的名份称号，以及一个新加的表字“民成”之外，依然没有获得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权力。

正因为冠礼是对男子个人道德修养的总结与表彰，所以如果不与太子冠，那其实就是暗示他的修养还达不到可以齐家的程度，是对其道德修养的直接否定。与之讽刺的对照是，大奸之人齐王却早在三年之前就加冠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三年前母亲突然去世而守孝，或许太子也早就加冠了吧。可不让太子见母亲最后一面，拦着他的居然……是皇帝本人（此处存疑）？三年前究竟是谁拦着宫门不放太子入宫见皇后最后一面，以致令太子孝道有亏？这件事本身就疑点重重，有待在后续剧情中予以解锁。但不论如何，太子在生母病逝前未在榻前尽孝送终，是背上了“不孝”的罪名；用一封假军报诓开宫门（表扬一下，剧中的军报上插了三根鸟翎，这是表示紧急军情的“羽檄”，细节好评），又背上了一个陷君父于危境的“不忠”罪名，他的敌人们就准备用这两条罪名构陷他，致他于死地，于是就理所当然地引出了开篇的冠礼檄文案。全剧以冠礼案起始，也暗示着萧定权从步入权力斗争的第一步起，就已深陷危机四伏的困局之中，这个起笔对于全局的剧情走向是极具象征意义的。

在弄清楚了冠礼案所面临的复杂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顺利切入主题，来看看太子是怎么获得加冠的。由于当前不少观众已经看过了已播出的6集内容，因此我们就可以不顾及原剧中的倒叙、插叙的叙事结构，而追根溯源地来从头回顾一下皇太子惊心动魄的加冠过程。

虽然不少评论将冠礼案的始末聚焦在冠礼当天及次日的交锋之中，但是这个案件的起因，还应当开始得更早，应当从吏部尚书卢世瑜率领文臣进谏请为太子加冠的那一天算起。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冠礼当天出了状况，其实正是进谏那个雪夜所发生的事情的自然延续。我们不妨来认真捋一捋。

首先，在我们开始对一场权谋（也就是权力斗争）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明白这三个基本问题：

（1）、起因是什么？

（2）、要达到什么目的？

（3）、有哪些人参与（或牵涉）进来，他们各自面临怎样的局面或状况，想要争取到怎样的结果？

其实权谋如兵法，一样要精于庙算。如果知己知彼，则百战不殆；知己而不知彼，一胜一负；不知己又不知彼，当每战必败。所以不可以不慎重。

那么我们逐一来回答上面的三条问题。

第一条，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吏部尚书卢世瑜自感年老，精力不逮，所以他在一边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合法地安插人手到要害部门之余（他担任的是管人事任免的吏部尚书。吏部掌人事，户部管钱粮，这两个位子是六部里最肥的缺，所以乾隆晚年时为示恩宠而一度让和珅同时兼管着吏、户两部的事务。由于官吏的任免、调动是吏部该管事务，所以卢世瑜可以合法地将之前下放到地方官任上锻炼的门生陆英调回京城，安排他作御史中丞。虽然在五代、两宋时期御史台名义上的长官仍然是御史大夫，但其职极少除授，故而仍以御史中丞为实际的首脑。这样陆英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台谏官的首领，可以合法地利用手中纠察、弹劾官员的权力为太子保驾护航，再加上卢世瑜在位时为太子深耕多年，他本人又是清流领袖，因此御史言官之中当多有其门生故吏，陆英上台之后不至于捉襟见肘，被敌方钻了空子。在文官权力极大的宋代，台谏官极有势力，在权力斗争中往往成为左右舆论的关键力量。苏轼就是因一封谢表上的遣词孟浪不谨而遭乌台也就是御史台弹劾下狱，罹“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的），想在挂冠而去之前，为太子请得加冠的典礼，同时将对太子地位有威胁的齐王逐出京城，从而为太子将来顺利接班做好必要的铺垫。而齐王一党自然不甘示弱，阻挠之余也在加紧策划构陷太子以作为反击。

卢世瑜牵头上书进谏的另一个原因，则牵涉到三年前太子被阻于宫门外，未能于母前尽孝的旧案。虽然事后太子为亡母守孝三年，但清誉受损，于事无补，因此也亟需正名。如今太子丧满除服，正好借冠礼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也以此堵上太子的政敌们的悠悠之口。

第二条，卢世瑜的目标很明确，就两条：一是为太子加冠，二是让齐王之国。正如前文所述，所以这两个目的其实归结起来还是同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让太子将来能够顺利上位接班。而齐王一系的目的则是针锋相对，不让卢的目的得逞。

第三条有点复杂，我们略作盘点。首先我们明确的是，卷入这次事件的势力共有三方，分别是太子与卢世瑜统帅的文官集团加上手持兵权的国舅顾思林为一方，齐王与其母赵贵妃与他们在宫内宫外的奥援（比如中书令李柏舟、主掌宫内事务而投靠在赵贵妃这一边的姜尚宫）为一方，皇帝及对其效忠的亲信构成第三方。这三方之中，皇帝一方是旁观者和仲裁者，也是各方势力的平衡者，他们所谋求的是维持各方势力的相对平衡和掣肘，从而确保朝局和自身权力的稳固。而另外两方则是相互攻讦的“搅局者”，谋求改变目前的均势和平衡，以达到获取压倒性优势的目的。而他们中任何一方的这种诉求，都是另外两方所不希望看到的。由此可见，相互攻诘的双方所期望的是改变现状，而皇帝所期望的则是维持现状，与另外两方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整个案件中皇帝的做法就值得玩味了。可以预见的是，攻讦双方中只要任何一方还没有出局，那么这一轮攻势仍然会是在权力的相对平衡中结束，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力量将对方完全撵出而锁定胜局，而这正是作为旁观者的皇帝一方所乐见的。

冠礼案中，先发制人的是太子一方，具体的说，是由卢世瑜率领文官谏言为皇太子加冠而挑起的。在这次政争中，卢世瑜是主动攻击的发起者，齐王一系是防御兼反击者。太子则起初是被动的参与者，他因阻止老师进谏、背负“干政之罪”而身涉其中，后来在冠礼中为因应齐王系的反击而变成主动的应战者。整个案件起初是卢世瑜带领的文官集团在为太子加冠造势奔走，齐王系则并未有所动作，他们选择后发制人，将反击的日子定在了冠礼当天。

整个冠礼案的大势大致如上所述，从中我们已不难窥见各方可能的行为逻辑。不过由于古代的高层权力斗争很多是围绕着皇帝展开，因此皇帝本人的态度和做法就成了为左右权谋走向的关键因素。虽然很多人说看不懂权谋戏，虽说权谋确实很复杂，但其实也有诀窍可寻，那就是牢牢抓住围绕着皇帝本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思考问题。这个“中心”就是确保皇帝本人的安全，包括其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的绝对安全；而两个“基本点”就是皇帝为了确保自身的绝对安全而施以的两种基本的御下权术：平衡与掣肘。皇帝依靠这两板斧，加以权变之后施展出一套复杂多变的组合拳，就能得心应手，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对于皇帝而言，对自身最有利的形势是各方势力相互平衡，没有哪一方的力量比另一方强到能改变现状的地步，这样就不会形成一方独大的局面，从而令自身保持实力上的绝对优势，便于对臣下的控制，所以皇帝总是不遗余力的打击实力增强或者因为冒头拔尖而有可能破坏权力平衡的一方。汉武帝时卫青连战连捷，功高震主，汉武帝就不拘一格地宠信提拔霍去病，设置“大司马”的加衔冠于将军名号之上并授二人，令去病与卫青抗衡。这就是为了削弱卫青的势力，保持权力的平衡。

但是光有平衡还不行，因为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难保其中某一方会逐渐积蓄力量而获得实力的滋长从而具有能够破坏平衡的能力，所以除了皇帝亲自下场打压之外，还要令臣下之间互相掣肘，形成相互监督与牵制的力量，这样无论哪一方稍有坐大的苗头就立马被扑灭，方令臣下不敢稍有异动，其实力无法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样一来，皇帝对各方都保有实力上的绝对优势与控制力，对他来说最安全。

因此既要保持平衡，又要相互掣肘，三角形的权力平衡关系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也必然是最稳固的权力架构（从数学上来说，三角形也是多边形中形状最固定的，不象四边形那样容易变形，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巧合）。所以我们看到，汉武帝托孤时，共官宣了五位托孤大臣：中朝（内廷）是决策机构，由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位录尚书事的中朝官领衔，外朝是执行机构，由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领衔。这个架构中虽然只有五人，但是理财高手桑弘羊是内廷中朝官出身，在汉武帝身边充任腹心多年，在内廷的官员中很有影响力，他是在武帝托孤前不久才外调到外朝担任御史大夫（副丞相），名义上是作为丞相田千秋的副手，但田千秋为人宽厚而无实际的才干，不过是块用来点缀的活招牌，富于才干和经验的桑弘羊才是外朝实际的掌权者（但武帝却又要用田千秋来在名义上压过他一头，使他不能恃权而跋扈），所以这样一个托孤五人组实际上由于桑弘羊兼具内外朝的双重身份而形成了由两个权力三角相互楔合嵌套而成的类似于六芒星形状的权力架构。本来武帝在世时为了外事四夷而不断向外朝夺权，另起炉灶搞了一个中朝的架构，外朝已经成为中朝官决策的执行机构，但是桑弘羊调任外朝后充实了外朝的力量，这样一个实权人物的存在使得外朝有能力与中朝抗衡而不至沦为其附庸，这样的权力架构对于当时年仅八岁、只能垂拱而治的汉昭帝而言是最有利的。不过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个被权力大师汉武帝精心设计出来的托孤班子才运转了没几年就因为金日磾的意外病逝而失去了平衡，上官桀为了在权力斗争中胜出而选择与桑弘羊、盖长公主结盟，结果三人同在元凤元年的盖长公主未遂政变中被霍光连根铲除，被汉武帝视作当代周公、寄予厚望的霍光从此走上其充满争议的权臣之路。

既然背景已廓清，思路也理顺了，那么我们可以进入“权斗”（权力斗争）现场了。

跨越前四集的这第一场权斗大戏，有序曲，有高潮，有尾声，非常完整而精彩。

吏部尚书卢世瑜领着一帮清流为太子站台请愿，谏请皇帝为太子加冠。但是皇帝没搭理他们。为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卢世瑜越权了。奏请为皇太子行冠礼这是礼部该管事务，礼部还没有奏报皇帝，你一个吏部尚书先跳出来牵头请愿，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礼部以后就是摆设了，用不着了？所以皇帝不满的是卢世瑜管了不该他管的事。

再一个，如果太子如愿加了冠，那么就有了开府的权利，可以设置属官，建立自己的一套班底，形如一个规模具体而微的“影子朝廷”，这样在朝廷中枢之外就会出现规模略小的另一个隐形的次权力中枢，这样不但会损及皇帝本人的权威和控制力，还会给那些善于钻营的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这样一来大臣们中间就有了分化，不再是铁板一块，原来都效忠于皇帝的官员中，难免有人为了将来的前途而也去走太子的门路，这样就埋下了争权的祸根，危及中枢和皇帝本人的安全。这是皇帝极不愿意看到的。而且，皇帝本人正年富力强，还没有衰老到必须要倚重太子的地步。所以，一个浸染于权力太久的人，难免会腐化、贪婪，到手的权力再不愿意拱手让出。宋太宗立太子后愀然不乐，就是这个原因。

但这两点都还不是关键。关键的是皇帝此刻正象蜘蛛一样在结一张大网，等着他心仪的猎物自投罗网，而卢世瑜他们并不是他想要的猎物，因为他们没有能跟他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皇帝并不买帐。为皇太子加冠这件事，他并不是不愿意给，而是还在待价而沽，希望能卖个好价钱。所以当卢世瑜上奏时，他在忙着摆棋子。那就是在告诉卢尚书：你们这帮文人只是我手里的一枚棋子，该往哪儿投、该什么时候落子，都由我说了算，你们说了不算。

然后太子听到消息就火急火燎地拍马赶来了。本来依据老师卢尚书和表哥嘉义伯顾逢恩的意思，太子应该涉身事外，免得背上干政的罪名，引来老爹的猜忌。但他还是义务反顾地来了。我不知道太子在来之前，或者在来的路上是不是有所盘算，但不得不说他走了一步妙棋，把“加冠”这盘棋走活了，我个人认为在来的路上他还是动了些小心思的。

那么，明知道来为文臣们撑场会背上干政的嫌疑，太子为什么还是义无反顾的来了呢？因为为人君者，不单是要讲利益诉求，更要讲道义，这样才能聚拢人心，让天下人为我所用。想想看，这一大帮子人为了你的事冒着大雪纷飞在跟你老爹硬刚，有可能因此背处分，甚至严重的可能还会自断前程，如果你为了自己的个人安危而选择心安理得的做缩头乌龟，那以后还有谁敢为你出头？所以太子选择跟他们站在一起，这是对这些臣子的示恩，虽然自己免不了要受老爹的处分，但是更会赢得这帮大臣的感恩和忠心。为了表示对大臣们的支持，他还命人给在场的诸臣带来了御寒用的手炉和大氅。

不得不说太子很聪明，也很懂得把握分寸。因为来进谏的大臣都是父亲的臣子，不是他自己东宫的臣子，所以他一来，就请内侍宣布这些手炉和大氅都是皇帝赏赐的。这样一来，不但缓和了现场剑拔弩张的肃杀气氛，还向皇帝卖了个好，为皇帝赢得了一个肯虚心纳谏、恩恤大臣的好名声。能恤下而不贪功，可见太子之贤。不过他还是暗戮戮隐晦地表达了对老师的支持，手炉手炉，可不就是“守卢”吗（都说知子莫若父，他这点暗戮戮的小心思，他爹能不明白吗？马上酸溜溜的来了句“到底是他的老师啊”）？当在漫天飞雪中冻得瑟瑟发抖的一干大臣们接过太子命人奉上的温暖如春的手炉，心里的暖意和欣慰该多么溢于言表啊！

劝走了老师和众大臣，太子素服、跣足在雪地里跪下请罪。不得不说这剧的服化道和礼仪确实做得挺到位的，很多小细节很赞，礼仪指导老师高静（翾儿）当年给陆川《王的盛宴》做礼仪指导的时候就很让人惊艳，有多年且丰富的经验，也是圈里的名人，有她坐镇，相当靠谱；而且前几天翻了一篇报道得知，《长安十二时辰》导演曹盾的公司也是本剧的投资方之一，所以服化道方面的质量相当“可待”。古人待罪时，不说肉袒、负荆（目前看到后面的预告片中，有安平伯赵壅肉袒的镜头）这些把人往死里虐的重口味方式，最起码也要素服、避殿、减膳、茹素，以昭示深刻反省自己的过错，不敢贪图享乐以为惩戒，方显其诚。第一集和第三集中都有太子请罪的情节，太子都脱去了外袍，只着素纱中衣，这是对“素服请罪”的展现；第一集太子跪在雪地上，还是跣足（赤着脚）；预告片里有一集赵贵妃为了大郎齐王定棠向皇帝请罪，是脱了簪珥（摘去佩戴的首饰和耳环，含义与男子素服相同），也是素服的，就比较还原《史记·外戚世家》中禇少孙补记的钩弋夫人临死前获罪遭谴，“夫人脱簪珥叩头”向汉武帝请罪的类似情形。本剧中对于请罪细节的展现，比较符合史书中的记载，跟很多电视剧中所谓的“请罪”就是穿着花花绿绿、鲜明体面的衣服，各色首饰穿戴整齐，马虎潦草的在皇帝面前跪下叩头作揖就算完事的对比，显得有诚意多了。

看到太子一身单衣跪在雪地里瑟瑟发抖，皇帝赐衣试探，内侍想出去查看，皇帝却不咸不淡甩出一句“不用去，他不冷”，简直让人齿冷，不少观众都在骂这难道是充话费送的亲爹吗？但皇帝心肠就是硬，因为他还有足够的耐心在等，等一个来救场的人。这个人就是太子的舅舅，被暂时解除兵权赋闲在家的武德侯顾思林。

正如前文所述，文官集团手里并没有能逼迫皇帝答应给皇太子加冠的有份量的筹码，但是顾思林手里恰恰就有，所以他才是皇帝布子想要诱入彀中成擒的那只猎物。而他也准备如飞蛾投火般自投罗网，以自身作为交换条件，为身为皇太子的外甥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赋闲在家的他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出场机会、找一个合适的出场理由。

现在这个机会来了。外甥正在冰天雪地赤身裸体长跪不起，他做舅舅的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视不理，别人也无可指摘，毕竟是见舅如见娘嘛，爹不管，娘不在了，舅舅不管谁来管？

理由也有了，就是一份关于目前长州战事吃紧的军报（羽檄），此刻正攥在武德侯手里。

我其实非常怀疑之前一帮搞事能力菜鸡的文官主动跑去进谏（搞事情），太子本来可以置身事外却自己巴巴地跑来劝阻主动获罪，皇帝主动配合罚跪太子，都是在心照不宣地互相配合着合演一出权谋大戏，其目的就是为了召唤始抱琵琶半遮面的武德侯隆重登场，然后各取所需：皇帝得到了能为他扭转亁坤、再造功业的良将，武德侯得到了为国家也为太子效力从而巩固家族势力的表现机会，而太子和为他保驾护航的诸臣也争取到了求之不得的冠礼。皆大欢喜，也没有破绽，让一直觊觎在侧的对手们无话可说（赵贵妃明到太子加冠的消息时变了脸色即是证明）。要不然何以解释文官们进谏的这一天，恰好选在了前方传来战报的日子？只怕是他们事先自己也知道进谏不会有太大的效果，所以只是出来做个药引子，引出正主儿罢了。中国古代政治非常讲究程序正义，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再正当的行为，如果没有正当的程序理由，也会招致非议，有时反而可能威胁到行动本身的合法性。当此之时，武德侯正因为功高震主而被搁置在家，动弹不得。如果没有来自前线的天赐良机，再加上这迫不得已非得由他出面搭救外甥的正当理由，他自己主动跳出来要权，恐怕早被言官们怼到灰头土脸了。

之前有评论认为皇帝对太子刻薄，没有丝毫亲情。在这里，皇帝确实套路太子了，但从后面直到第八集的戏份可以看出，皇帝对太子并不凉薄，反而一直在用心的栽培他、考验他，尽管这样的栽培在太子看来实在不近人情。从皇帝对待太子和齐王不同的态度来看，他虽然算不上有多贤明，但至少不糊涂，对于两个儿子的培养，他有不同的定位，因而也应之以不同的教养之道。从对心腹李重夔吐露的“大郎首先是朕的儿子，而太子首先是朕的臣子”这一句心声可知，在涉及国事与家事的权衡与应对上，他大事不糊涂，并不昏聩。齐王再怎么瞎折腾，将来也不过是一介藩王的身份，与太子的君臣名份已定，他难以翻动，所以能够给予他的亲情，他都舍得给予，甚至由于在顾皇后身上没有得到的感情寄托，在善解人意的赵贵妃身上得到了和谐与圆满的补偿，所以他也乐得与定棠、赵贵妃母子互动，享受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亲情天伦之乐。

而太子身为国本，将来是要承祧祖宗基业的接班人，所以只能以国事为先，打磨他、历练他，使他坚韧而强大。预告片里皇帝有一句对白：“这个位置，容不下怯懦之人，更容不下无能之人”，可以作为他磨练太子的行为逻辑的注脚。正因为这也是他作为储君、作为皇帝走过的路，所以为君者该有的气度和能力他了若指掌，才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而淬炼太子。他明白，太子将来君天下，是要成为孤家寡人，面对和忍受前所未有的孤独的，所谓“高处不胜寒”，只有象钢铁一样硬且冷的心肠，才是一副君王的心肠，这是所有为君者所必须面对的难题，他也无法解决。而太子定权由于缺爱，养成了心理学上所谓的“依赖型人格”，他比常人更渴慕亲情，所以在他心里，老师卢世瑜夫妇、舅舅顾思林这些人于他而言更象是父母的化身，他将所有对于父母亲情的期待，都倾注到这些人身上，肆意地从他们身上索求撒娇、宠溺的感觉（就象齐王在皇帝面前表现的那样）。他爱着的人，他都不敢失去，都渴望保护，这种在皇帝看来的“妇人之仁”只会让太子容易轻信他人，结果反而深受其害，他只能教会他丢弃这些对于人君而言无用甚或有害的素质（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汉元帝就因为轻信在身边弄权的宦官石显而害死了自己的恩师萧望之）。其实不止是天家父子如此，寻常百姓家里也一样，对将来要继承家业的长子和幼子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由于长子承担着保全、振兴家业的重任，所以希望他强；幼子不用守护家业，所以与父母的关系更单纯些。人们常说父母更宠爱少子，其实也是出于这种心理。但是太子还太年轻，也太倔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扯远了，再回头来说过。权谋之中非常讲究时机的拿捏，所谓“谋定而后动”，动则力求一击而中，否则贻患无穷。武德侯无疑也是精于此道之人。机会来了，理由有了，他便毫不迟疑，在外袍内披挂整齐，准备入宫跟皇帝谈一谈。这里服化道上有几个小细节值得赞扬一下，顾思林着全副铠甲，在手腕上戴了一幅缀满金属甲片的臂鞲（也就是护腕。著名的汉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臂鞲也属此类，只不过是织锦质地的罢了）。他身上的铠甲，似类似于札甲，以甲片类似于秦汉时用于书写记事的书札（竹或木的简牍薄片）而得名。镜头扫过时，给了他腰间的狻猊带一个特写，好评。有意思的是，他罩在铠甲外面的团领袍，居然用的是类似于宋明时代山纹甲的那种山字纹的暗花图案，着实有心了，让人看了会心一笑。

在权谋场上，会说话是个技术活儿，说多少，说到什么份儿上，什么时候说，都有讲究，有时一字之差，下场可能就相去千里。比如据清代笔记小说《不下带编》记载：明世宗嘉靖皇帝有一次召太医令徐伟诊脉，徐进殿后匍匐膝行，见皇帝坐在小床上，龙衣拖到地上，不敢继续向前爬，奏道：“皇上龙衣在地上，臣不敢前。”嘉靖皇帝马上拉了拉衣服，伸出手腕让徐伟诊脉，事后又下诏内阁重赏徐伟。只见诏书中写道：“伟适诊脉，称衣在地上，足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看后，惶惧失色，庆幸自己拣了一条命。如果他说的是“龙衣在地下”，恐怕就做了极端迷信的嘉靖皇帝的刀下鬼了。

所以下面武德侯觐见皇帝的这场戏，就是一场关于官场上教你怎样说话的教科书式的名场面，这一场戏虽然看似风平浪静，但其中博弈杀伐的紧张，不在三日后的那场冠礼之下，甚至于这种静水深流的“平静”，比冠礼当天及次日双方攻诘发难的激烈反转更可怕。两个人见面的对话里信息量很大，有些话说在明面上，有些话没有说出口，却又已经说了，只有“闻弦歌而知雅意”的解人儿，才能听得懂个中奥妙。

武德侯来到晏安宫，太子望见舅舅，招了声招呼，但武德侯并未理会，直接绕过太子（只把他手上的请罪表抢过来撕碎后笼入袖中）走向殿门，其间未对太子开口说一个字。这一连串动作，其实就是他对皇帝说的第一句话：“我不是为救太子来的，因为太子并没有罪（所以我把他的请罪表给撕了）。”这么做，就是告诉皇帝打消用太子之罪来要挟他就范的念头，这样武德侯才能够以相对平等的地位与皇帝讨价还价，而不至于交易一开始就已经先输一筹。

然后两人在殿门内外对峙的那几秒的戏份，充满了杀伐之气，非常好看。黄志忠饰演的皇帝喜怒不形于色，偶尔有一瞬间目中精光大盛，王者之气如宝剑出匣时的剑气，令人胆寒，那是一种属于君王才有的王霸之气，具有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而隔着门与他对峙的武德侯顾思林则稍稍垂头敛眉，却在恭顺之间目光坚定，并未慑于皇帝的君威，而是成竹在胸，具有岿然不动凝如山岳般的镇定。这是一位沙场老将才会有的举重若轻，从容自若。虽然他是臣，但在气势上并未输给皇帝。剧中通过镜头的切换对比，营造出了大战之前一触即发的紧张感。

武德侯进殿后向皇帝行礼，因有甲胄在身，因此没有全礼，只是欠身行了军礼。皇帝在扶住他的胳膊把他搀起来的时候，触到了他袖子里的臂鞲。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但都已心知肚明。这样一来，皇帝心里有底了。他指着榻上的棋枰说以为武德侯是来陪他下棋的。在中国古代雅士的话语中，下围棋既被称作“手谈”，又被称作“对弈”，所以皇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问武德侯你是来跟我谈事情的，还是来跟我较量的？如果你要谈事情，你准备谈什么？接着皇帝又解释了一通为什么要处分太子，那意思就是要先堵上顾思林的嘴：你想为外甥求情，门儿都没有！

顾思林当然听得出这些弦外之音，所以先是离席向皇帝行礼，然后声明：我真的不是为太子的事来的。（潜台词就是：刚才你也看到了，我入宫的时候外甥跪在雪地里，我都没理他，我是来办自己要办的事儿的，不是为他而来的。）然后皇帝顺势就问：那你来干嘛（其实他早知道他是来干嘛的）？于是顾思林顺势叫儿子拿出了那份紧急军情的军报。皇帝看得很认真，表情也很焦急，更气愤的表示要处分贻误军机的带兵将领李明安，就彷佛他是刚刚才知道有这份军报的存在一样，可事实上几个时辰之前，这份军报就已经放在他的案头了。

这君臣二人相互配合着继续演二人转，谁都不肯先主动，因为谁先主动，谁就处在了博弈的下风。顾思林一定要皇帝先问才肯拿出军报，而皇帝也一定要顾思林拿出了军报才肯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前线局势的严重，尽管这之前他已经心急如焚了好几个时辰了。哈哈哈，有意思吧！所以皇帝从几个时辰之前拿到军报开始，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就是想要得到顾思林自己主动请缨这个结果。

话说能在权谋场上混到这个级别的，有哪个没有影帝咖位加持？好说歹说，就是不说人话，哈哈。事毕之后有个小黄门拎不清利害，质疑皇帝撒谎以及找人背锅的荒谬举动，所以啊，这就是为毛人家能领奖杯拿影帝，你只能领便当拿狗带的原因啊哈哈。

这君臣二人前戏了这么久，兜到这儿才开始奔向主题。但是顾思林要兵权，皇帝要派锅，总不能霸王硬上弓明晃晃的来，那样太难看了。如果画风这样：顾思林：陛下你给我几个兵吧，我去帮你打怪！皇帝：好啊！我早想你这么干了！那岂不是体面全无？再说了，本来武德侯就是因为兵权太盛（长州20万人马都是你的旧部）而且又是外戚遭到皇帝的忌惮才赋闲在家，现在战事来了，又巴巴求人家带兵去给你消灾，皇帝这不就是打自己嘴巴吗？那天子的颜面何在？所以不能这么来，得把戏做足，做得文雅好看一点儿。

所以皇帝就立马表现出了忧心忡忡的样子：李明安这个书呆子打仗不行啊，这可怎么办呢？我身边这会儿也没有可以用的人啊，可怎么办呢？愁死了……于是捧哏演员武德侯立马上前接茬：臣愿意为陛下分忧！武德侯的儿子顾逢恩也立马带着关切而难以置信的语气叫了一声：父亲！表明他心里是“不愿意”年老的父亲披挂上阵的（可刚才从家里出来之前，你爹穿盔甲的时候你明明也帮了忙的好吗）。一边是皇帝为无人可用焦头烂额，一边是家里的宝贝儿子担忧父亲老迈年高吃不消不情不愿，夹在两难中间的武德侯怎么办？唉！没办法啊！为了国家，我顾思林只好豁出这条老命，不能上创造条件也要上了！这么深明大义，老实说作为观众的你有没有被感动到？哈哈哈！

中国古代的许多封建王朝都号称以“孝”治天下，而且这种理念也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真的贯彻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去。比如汉代的察举有“孝廉”这一科，魏武帝曹操就是通过举孝廉直上仕途的；在后来的官场生态中，官员遇父母之丧要“丁忧”，回家守孝三年，期间一般不可以出来做官。但是这样一来，对于一些身居要位的重要官员来说，离岗会带来行政的混乱，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那怎么办呢？就有一种特殊的变通办法被创造出来，皇帝可以通过下命令的方式要求守孝的官员停止丁忧或者缩短孝期，立即重新视事理政，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使“孝”服从于“忠”这个更高的伦理。因为通过强制命令的方式中止或缩短孝期是破坏了孝子的人伦常情，所以这种变通的办法被叫做“夺情起复”，或者简称为“夺情”。剧里武德侯的复出带兵，走的就是类似于夺情这样的套路。

于是一场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任命就在君臣这些看似全是废话，其实没有一句无关的废话；看似全是闲扯，其实字字都紧紧围绕主题打转的言辞交锋中落地实锤。就是交易达成，顾思林也没忘了甩锅：陛下啊你可得考虑好！我名声有点臭，不要因为用了我而把您和太子英明神武的形象也给搞臭了啊！（意思就是：这可真不是我自愿去的，是因为国家没辙了，皇帝你逼着我才去的，本来就怕人家说闲话我还不愿意去呢。交易达成了，这会儿才第一次提到太子。这是因为刚才是皇帝出价，他购买；现在轮到他出价，皇帝回馈了。）于是皇帝马上给他喂了一颗速效强力定心丸：你不负国家，我就不负你顾思林（你在前线好好干，太子冠礼这事儿你就别瞎操心了，有我给你把着关呢）。于是太子的冠礼就这样水到渠成了。

中国古代玩政治的最高道行就是象这样，看似什么都没说，但实际上什么都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模棱两可，悄悄办大事儿，让想找茬搅局的人抓不到半点把柄。

我们可以看看，为什么之前卢世瑜率领文官们费尽了口舌，却始终无法撬开皇帝的金口给一个加冠的允诺，而顾思林一出马就得手了呢？这是因为顾思林有卢世瑜他们所没有的优势，他手握的筹码可以打到皇帝的七寸，而卢世瑜他们却没有。与皇帝斗智斗勇，要学会揣摩皇帝的心理，懂得他喜好什么，忌讳什么，需要什么，嫌弃什么，这样才能踩在正确的点子上，才能号准皇帝的脉，打到他的七寸，把他拐到你的思路上来，才有成功的希望。顾思林就是号准了皇帝的脉，眼前来自长州的大麻烦只有自己出马才有可能收拾得了，所以他才有底气去跟皇帝摊牌。

关于这一点，历史上同样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可以拿来说明一下。明世宗嘉靖皇帝晚年，御史们受首辅徐阶指示，要上书列罪状彻底扳倒严嵩父子。为此他们搞了个迂回的斗争路线，先去弹劾的他的儿子严世蕃。当时严嵩已经失势被赶回了江西老家，严世蕃也第二次被嘉靖皇帝逮捕下狱。严世蕃派人在外面造势，宣言说自己被捕是为了给杨继盛和沈炼申冤，此事都是严世蕃的作为，且洋洋自得地对身边人说：“不用怕，牢狱之灾马上就消解了”。三法司不知是计，稀里糊涂的还把这一条作为了严世蕃的头号罪状。当时的草稿要先呈内阁议过之后才会拟定呈报给皇帝。徐阶看了稿子，笑道：“诸公这是想要为他保命吗？”然后将稿子删改之后交给他们具奏呈给皇帝。严世蕃听到消息哀叹道：“死定了。”果然嘉靖皇帝随后就将严世蕃和罗龙文处斩于市。原来当初杨继盛、沈炼的冤案是嘉靖皇帝亲自定的罪，皇帝为人自负，怎么可能推翻原来的结论自己啪啪打脸？严世蕃就是吃透了这一点，才派人在外面大肆造势。他深知重提杨沈的案子只会激起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的逆反心理，自己就可因此而脱罪。

深谙嘉靖皇帝心理的徐阶给严世蕃定的罪名主要是以下这么几条：（1）、与幕僚罗龙文勾结江洋大盗，且罗龙文居住在深山时，僭越乘坐轩车、服用蠎衣（他是墨工出身，也是严家的幕宾，没有资格用这些东西），有不甘为人臣的野心；（2）、严世蕃第一次获罪之后，与罗龙文日夜诽谤时政；（3）、严世蕃听彭孔说南昌仓地有王气，于是在这里起宅第，规制比拟王府，修筑时动用了役众四千人；（4）、勾结宗人府的宗人典楧，阴伺非常，且招徕聚集亡命之徒；（5）、严世蕃和罗龙文通倭，倭寇汪直还是罗龙文的姻亲，罗为了与汪交通而向严世蕃求官，又召集了汪直的余党五百余人，为严世蕃外投日本进行谋划，并且让严世蕃手下的班头牛信从山海卫弃伍北走，勾结外兵共同响应。徐阶给严世蕃拟定的这些罪状：作乱、通倭、逾制、谤政、不臣，哪一条都直扎敏感多疑的嘉靖皇帝的心窝，打在嘉靖的七寸上，遇到这样老奸巨滑的对手，严世蕃哪有不死的道理？

拿到了皇帝保证的武德侯顾思林，从殿门里大踏步出来，把外袍解下来披在已几乎冻僵的太子身上，宽慰他说：没事了。顾逢恩背起太子送回太子宫。只有这一刻，才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令人欣慰的亲情欢愉。至于那团请罪书，顾思林就当场烧成了废纸，扔灰烬的那个动作霸气侧漏。这一大段戏下来，顾思林是为给太子求情当说客而来，当着皇帝的面却又没有说一个为太子求情的字，最终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说而说，这正是最高明的说客手段。总觉得这段戏写得有《战国策》里《触龙说赵太后》之风，顾思林有战国处士横议、纵横捭阖，以三寸不烂之舌摇动天下的风采。

拿到了冠礼权的皇太子萧定权，将在惊心动魄的反转中完成自己的“百罹成人”。

（本章完）

经过一天的折腾，太子萧定权拿到了父皇为他举行冠礼的承诺。但是这个结果皇帝是不甘心的。因为给皇太子加冠这个事儿本来是他作为皇帝赏给太子的恩典，结果到头来变成了武德侯以出兵作为要挟换来的妥协，皇帝感到被狠人摆了一道，所以他心里有些不舒服（虽然他知道要武德侯出兵，必然会是这样的结果。说白了，皇帝不满意的不是武德侯拿为太子加冠来作为要挟这件事，他不满意的其实是武德侯的强势让自己不能轻易的动他，不能愉快的盘他，这种不安全感令他不爽）。另一边儿，赵贵妃和她的宝贝儿子齐王萧定棠也不甘心，他们与中书令李柏舟、姜尚宫等心腹一起暗中策划，准备在太子的冠礼上绝地反击，掀起一场能将萧定权致于死地的超级风暴。之前那个雪天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个小序曲，真正劲爆的大戏马上就要拉开帷幕，就象我们后来在剧中所看到的那样。

那么这场阴谋是如何策划的？太子萧定权又是如何见招拆招，绝地反击的？我们现在就来捋一捋这个事儿。

之前看到好多评论里都在使用“反转”这个词，认为萧定权的每一次反击都使得局势有了某种程度的反转，这样的“反转”多了，就给人以刻意的印象。甚至有评论者冠以“散片一样的反转剧，沙堆上的悬疑”这样的恶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试着来分析一下作者的编剧逻辑。

在正式开始分析之前，有一个问题要予以必要的说明，就是关于有些评论所认为的“为了反转而反转”的问题。从第2集到第4集开头的冠礼部分，剧情经过了多次的“反转”，由于太过频繁，有些没看懂的观众会觉得逻辑不通，剧情的转折显得生硬而刻意。甚至会有部分观众觉得作者纯粹是为了编而编，写出来的剧情不通顺，拿到现实生活中考量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性，因此逻辑不通。至于是不是这样，我们放到后面再讨论。现在我们想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情节在作者和观众眼里看来，逻辑性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我的看法是这可能同作者与观众各自所站在的角度不同有关。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学上的例子来说明。假定某甲要开车连续经过三个十字路口，每个十字路口都有直行、左转、右转三种可供他选择的驾驶方向，某甲在各个路口按照自己预定的目的地而选择了其中的一个方向，站在路边的某乙则全程旁观了某甲驾车经过这三个路口的全部实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不同的情况：在某甲看来，由于他明确自己所要到达的目的地，因此他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了最合适的驾驶方向，他通过这三个路口的路线在他自己看来是100%必然发生的结果；某乙则恰恰相反，在某甲依次通过各个路口之前，他会事先预判某甲选择其中一个方向的可能性，当某甲依次通过了三个路口后，某乙发现，某甲实际通过的那条驾驶路线，在他预判的结果中出现的概率只有1/27，即3.7%，这是一个妥妥的小概率事件，于是某乙认为某甲通过他实行驾驶的那条路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等同于基本不会发生。

这中间的差别看出来了么？这是因为作者写作时，是预先知道自己预设的情节走向的，因此他的视角是决定论的，而且许多作者为了不使逻辑混乱，在写作时会尽可能少的考虑很多额外的因素，所以他们的视角就相当于前述驾车的某甲，为了剧情的需要，他们只会采用诸多可能结果中的其中一种；而读者和观众因为不知道预设的情节，因此会穷尽各种合理的可能性去判断情节的走向，他们的视角就相当于旁观的某乙，是概率论的视角，自然会得出与决定论的作者完全相反的结论。

事实上，为了保证主线剧情的严密自洽，大多数的作者写作时都会尽量只提供很少的几种可能性进行叙述，以保证逻辑上不陷入混乱（这就象你编织了一个谎言，需要用好几个别的谎言去圆，而你加入的谎言越多，则可能出现漏洞被别人戮穿的概率也会越大）。否则，以观众如此严格的要求，就算是如阿瑟·柯南道尔、阿嘉莎·克里斯蒂这样的推理圣手也难保不被极端难缠的读者喷成筛子。

那么有没有可能提供一种可能的剧情叙述，能同时满足作者和观众的视角，从而达到一种完美圆满的可行方案？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于作者写作而言，追求的是逻辑的自洽，也就是逻辑上无明显的矛盾，能够自圆其说；而某些观众追求的则是完备性，也就是穷尽各种可能都一一予以满足，尽可能的填补上所有可能出现的漏洞，使得整个叙事体系完备而无明显的瑕疵。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个系统能同时满足上述的自洽与完备这两种要求呢？数学上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必然是不完备的；而一个完备的系统，在逻辑上不可能自洽。这就好比荷兰版画家埃舍尔在他的一幅著名的版画上所表现的那样：画在纸上的一条龙咬着自己的尾巴，拼命地想把自己拽离纸面，却永远也无法办到。这就是为什么看似完备的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一定要引入平行公设，强行规定平行线在欧氏几何空间里永远不能相交的原因。否则，如果引入不一样的公设，比如假定平行线可以相交，或者其它的公设，就能得到其它各种非欧几何学的空间体系。

所以，那些既要求作者行文逻辑自洽，又要求考虑到所有可能、堵上一切逻辑漏洞的要求，事实上无法办到。所以对此仍孜孜以求的杠精们，你们不如去研究永动机好了，那个更适合你们刻苦钻研、追求真理的精神。呵呵。

那么好了，我们下面可以梳理一下整个冠礼案的前因后果以及反转的过程。杠精们可以退场了，因为我不打算考虑你们的立场，只想模拟一下作者的思路，看一看她打算怎样来构架这段故事。

许多观众在看权谋戏的时候，因为其带有悬疑的色彩，因此很容易代入其中，将之作为与之相近的剧种——侦探剧来看待，并孜孜以求所谓的“真相”。权谋剧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侦探剧有相似之处，比如经典的侦探剧《神探狄仁杰》（第一部）也有很强的权谋色彩。但是相较于侦探剧而言，观众所追求的“真相”在权谋剧中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它让位于权谋之中更重要的一个概念“利益”，所以为了谋求利益上的平衡，最终的案件结果是会牺牲掉一部分事实真相的。政治人物的逻辑是：如果某个真相的揭开会威胁到利益上的平衡关系，会危及到政治上的稳定和团结，那这个真相就需要被刻意掩盖而不是追查到底。在真实的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例子。比如著名的明末三大案中的“梃击案”就是如此。关于这个案子，是可以拿来作为冠礼案案情走向的参照例子来说的，所以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还会提到它，这里且先按下不表，卖个关子。

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应该把握一个原则来理解权谋案中各个人物的行为逻辑，这样我们才能够摒除掉一些笼罩在案件表面的障碍，看清楚他们在案件中的动作和谋划。这个原则就是：权谋中的人物行为，是以“利益”为第一导向的。这个原则，不仅体现在谋略策划的布局开篇上，也贯穿着中盘搏杀、收官定局的整个过程。所以，我们看权谋的设局和破局，可以不用太在意事实真相如何，而应该着意于博弈的双方在每一步的行动中需要怎么做才能对自己最有利。这才是理解权谋的正确打开方式，它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可以帮助你最快、最正确地解剖权谋的实质，理解并把握着这个原则，权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以这个原则来剖析一下在冠礼案中各方（包括作为旁观者和仲裁者的皇帝一方）的作为了。

首先我们在上一篇的分析中已经知道，皇帝在与武德侯交易之后同意给太子行冠礼这个决定是在赵贵妃、齐王的意料之外的。所以他们当时来不及作出反应，而策划在太子的冠礼上予以反击。在权谋中，时机的选择也非常重要，最好的时机就是猝然而发，令对手来不及作出任何的调整或应对、反击便能锁定胜局的那一刻，以避免“夜长梦多”、“迟则生变”等不利的结果。所以在冠礼上发难这个反击时间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第一集中有一幕戏，赵贵妃与齐王母子俩在用晚膳，给了赵贵妃手中的瓷盘一个特写镜头：赵贵妃在给儿子剔鱼骨（鱼刺）。博主@秦祎墨评论指此处展现了齐王的娇生惯养，他将来会因此而吃大亏。对于这个结论，笔者深以为然。然而笔者觉得导演暗戮戮的用这个镜头语言，还有其它的深意，因为笔者总因之联想起明人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十五《继体记》所记的朱元璋为太子朱标“除刺”的故事：“……翌日，遗杖地上，命太子持，太子有难色。上曰：‘尔尚难持，其复能琢治？今所诛除，皆天下险人奸徒，琢治燕尔，福莫大焉。余惧尔之弗能持也。’”为儿子女计，天下父母心。在义无反顾地替子女扫除障碍这方面，朱元璋、赵贵妃的苦心，都是一样的。

时机选定了，下一步就要策划行动方案和步骤，看看怎么做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帮助大家看得更清楚，笔者决定打破条分屡析的常规分析方式，直接进入核心要害，透过现象看本质。

大家一定还记得，冠礼案事发之前，太子萧定权得到的信息是，齐王安排了尚服局的某人，要往城墙下扔指斥他德行有亏的卷轴来诬陷他。而实际上在冠礼上，他看到的是从城墙上堕下的张尚服。他以为他将要看到的，和他实际上看到的，不一样。

那么这两件事，对于他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对他的伤害结果是一样的吗？我们不妨来简析一下。

首先说卷轴。冠礼案的剧情播出后，很多人都在探讨卷轴的问题，在探寻卷轴背后的真相。那么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真的可以对萧定权的政治生命造成实际的伤害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一幅从天而降的卷轴，即使上面真的写有弹劾萧定权的罪状（更何况实际上只是空无一字的白纸一张），他就会因此获罪么？显然不是。首先皇帝和大臣没有那么笨，仅凭来历不明的几句话就能坐实太子的不忠不孝不可以为人君的罪名？不可能的好吧。因为查无实据，正常人也会想到太子是被人构陷的，所以皇帝也不能因为这个就定他的罪（就象后面他对太子所说的：不能仅凭你的几句话，就让朕相信你）。如果皇帝真这么做了，那他的智商就和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一个水平了。

那么有观众可能会问：前面齐王所说的，母后去世不在榻前是为不孝，用假军报诓开宫门置君父于危境是为不忠，这都是皇帝本人当天夜里亲眼目睹的事情，都已经实锤了，怎么还能说是“查无实据”呢？因为如果真的算是查有实据的话，皇帝在三前年早就给他定罪了，之所以不定罪，不处分（其实还是处分了，太子虽然“无罪”，但到底于孝道有亏，有过失，因此为顾皇后守孝三年作为反省，以弥补孝道上的亏失），是因为皇帝并没有废太子的心思，所以即使有了这么硬的实锤，皇帝还是保他、为他背书，这说明皇帝还是充分相信太子人品的（这又反应出三年前的这桩宫闱旧事很是蹊跷，或许皇帝也起了疑心，所以没有动太子，他不想让某些势力因此而渔翁得利）。

所以我们这里认为太子的罪名“查无实据”的理由，并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皇帝本人的态度。那么这样一说，各位是不是就比较能理解我前文所说的“在权谋剧中利益比事实重要”的观点了？皇帝之所以保太子，是因为这样更符合他的利益，尽管他因此而罔顾了太子确实做了两件错事的事实。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在涉及宫廷的权谋之中，皇帝本人的态度和倾向才是比客观事实更大、更真的“事实”。

好了，理解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齐王写的那幅卷轴，根本构成不了对太子有杀伤力的“大杀器”。这一点，不但太子、皇帝、赵贵妃、李柏舟他们都清楚，就连智商比他们低一等的齐王自己也明白得很。所以他们要准备的这个卷轴，用来对付太子，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从城墙上往下扔卷轴很白痴这一点，不但编剧和剧里的各位角色都明白，还有一些打一星的评论者也是知道的，所以他们在评论里肆无忌惮地骂编剧（虽然他们一点儿也没有骂到点子上，反而因为言多必失而暴露了他们的白痴，呵呵）。

那为什么还要安排这么一出呢？答案就是：齐王根本就不打算扔这幅卷轴！那他要干什么呢？扔还是要扔的，只不过他要扔的可不是一卷小小的卷轴，而是一个人：张尚服。确切地说，他要扔的是带着悔过自白书堕楼而死的张尚服的尸体。这才是他用来构陷太子的大杀器！所以当太子萧定权眼睁睁看着城墙上堕下来的不是他事先调换过的那幅四言缄言而是张尚服的尸体时，他都懵了！因为他明白，他是堕入齐王彀中了。再看齐王的小表情呢？很平静，彷佛早就知道这件事会发生一样（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太子抢先说出齐王为他准备了贺礼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小惊讶中带有一点小尴尬）！

如果你顺着我们上面分析的逻辑再来看就会发现，理当如此。既然之前准备的卷轴对于扳倒太子来说无用，那什么样的东西对于扳倒太子来说才是最有用、最致命、能够让皇帝和众大臣不由得不信的呢？当然就是张尚服带着认罪悔过的那一方丝帕来“死谏”喽——你母亲的旧宫人，从小带着你长大，你于她有大恩，有这么大的情份儿，就这样她还要跳出来指认你构陷齐王，而且还是用跳城墙自杀“死谏”这么极端激烈的方式，你敢说你不是罪大恶极？但凡人家还有活路，会被你逼着跳城墙？这个逻辑大家都一看就明白吧？所以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为什么从城墙上堕下来的是张尚服而不是卷轴，又为什么萧定权看到这一幕脸都白了。

那么这个“无用”的卷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它不是无用吗？那又为毛要出现呢？直接找人绑了张尚服扔到城墙下不就完事儿了吗？能这么“戆”（憨直）地想问题的人，在宫斗里巩怕活不过三秒。要知道这是皇帝的地盘，势力盘根错节，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敢这样公然搞事情？汉献帝静悄悄搞了个衣带诏来倒曹，结果事泄，曹操直接命人进宫来揪着伏皇后的头发把她拖走，皇后临走前用眼神向汉献帝哀求，结果汉献帝说自己也朝不保夕，救不了你。事完了还得娶了曹操的女儿做皇后才算把曹家的怒火给平息了下来。汉献帝身为皇帝，静悄悄搞大事都是这个下场，你齐王敢在掌握实权的皇帝萧睿鉴的地盘上公开搞事情？要真这样干，等被政敌抓住了把柄的时候，你就算趴在你爹大腿上把眼泪都哭干了他都保不了你啊。

这里不得不停下来稍作一下解释。或许是多年以来深受电视剧中明清皇帝形象的荼毒，观众或许会认为皇帝是绝对强势的一方，拥有可以翻云覆雨的绝对权威。但实际上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君权和以相权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始终保持着均势、相互制衡的状态，这才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常态。除了中央集权空前专制的清朝以外，其它朝代的皇帝大多数并没有那么强势（个别强势的皇帝如秦始皇、汉武帝、明太祖等是有的，但在中国历史上的300多位皇帝中只是极少数的异类。宋真宗、明代宗和明世宗都干过贿赂大臣的事儿，即使强势如汉武帝也有令自己头疼害怕的臣子，他衣冠不整时宁愿躲到帐子里也不敢面见汲黯），皇帝本人其实也只是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中的一环，也有许多的无奈和郁闷，也有很多的关系要平衡，要取舍，要求不得。汉朝时皇帝自称“县官”，中唐以来至两宋的皇帝自称“大家”、“官家”，都是以百官之首自居，其谦逊可见一斑。所以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头天晚上答应让太子认个错就不严办的皇帝第二天在明堂上就反水了，大家都在骂皇帝翻脸如翻书，却不知道他都是给李柏舟他们逼的，肚子里早把这些人的祖宗骂了千百遍了。

朝堂如虎穴，即使是皇帝都要如履薄冰，所以在权谋中为了自身的安全，就不得不加倍的小心谨慎，以免给对手留下进行反制的把柄。这也是之前皇帝和顾思林进行利益交换时说了那么多言不由衷、似是而非的“废话”的原因所在。放在齐王这里也是一样，不可能霸王硬上弓的硬来，只能步步为营，徐徐诱之，努力做出一切都是意外、巧合的样子，这样才好从容脱身，即使别人有所怀疑，但是抓不到实锤的证据，也拿你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事先围绕着张尚服作了一番调查，抓到了她的软肋——她的私生女儿吴内人。于是齐王撺掇着吴内人，在张尚服面前演了一出给太子写罪状的好戏，通过一系列的设计，一步一步把不知情的张尚服引入彀中。可能有观众会觉得不可思议，觉得为什么恰巧齐王与吴内人在尚服局库房里“胡闹”时恰好就能被张尚服偷听到？其实这个并不难，更因为有了姜尚宫这个女官首领的参与跟配合，简直易如反掌。对于贪慕虚荣的吴内人（从她僭越戴着本来没有资格佩戴的金镶宝耳环出来显摆招摇，就知道她是一个贪慕虚荣的人，大概是她从小被“老师”张尚服宠坏了。另外，我们从这对耳环的命运中也可以知道，齐王从头到尾只是在利用她，根本没在她身上花心思。可怜她被利用完了之后就象姜尚宫带回去复命的那只金耳环一样，被齐王随手扔在了城墙根下，那种轻蔑，就如同对待草芥一样）而言，齐王要诱她上钩简直易如反掌。再加上姜尚宫故意安排她去取太子的玉带而又迟迟不归，再把一条金带混在太子的冠服之中，张尚服发现后询问取玉带的宫女姓名，发现是自己女儿时关心则乱，担心出什么乱子而亲自去库房查看，就用这么一点骚操作，就能把张尚服赚入彀中，诱她自投罘罳（罘罳：挂在屋檐下用来抵挡或捕捉鸟雀的网）。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库房外偷听的一定会是张尚服而不是其他人？因为在太子冠礼这样的国家大典上出了差错，对于宫人而言是极其严重的罪过，所以为了能有机会为女儿开脱罪责，张尚服是一定会去库房探个究竟以提前想好应对之策的，而且为了掩人耳目，她一定是会找借口单独前去，而不会偕伴同往（如果旁人有这个念头，她自己或者姜尚宫是一定会找借口阻止的）。齐王一党就是抓住了这一点做成的这个局。在这个局里，为了加强将来反转时的戏剧效果，编剧设置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被齐王拣到的金带銙只是个掩人耳目的摆设，真正能让张尚服心惊肉跳的把柄只有被齐王攥在手里当人质的吴内人。

那么分析到这一步，我们就不难明白，那卷用清水“写”出来的空白卷轴，只不是一个药引子，用来诱张尚服上钩的香饵。只有用这样一幅莫须有的空白卷轴，才能钓得张尚服上城墙，才能顺利实施后面的栽赃陷害。可怜张尚服目睹齐王送吴内人行动前，竟没有注意到齐王送给吴内人擦汗的那方巾帕上，写的就是自己的“悔过认罪书”。

写到这里，可能还会有读者有疑问：齐王为什么就能确保张尚服一定会上城墙而使他的计划成功？如果张尚服一直不上城墙，吴内人会从城墙上扔下卷轴吗？这两个问题，我们一一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讲，无论张尚服死在哪里，只要她死了，并且身边带着那方写着认罪书的手帕就行，就能够构成对太子的诬陷。但是编剧煞费苦心地安排她堕城而死，还有两个理由。第一，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堕城而死，能够比死在别处再被发现尸首和认罪手帕更具有戏剧冲突的张力，这种突然而意料之外的神转折，能够增加观众的观感。而从剧情内部的逻辑来说，这一突发情况而且是当着皇帝的面发生的突发情况，会令太子一党无法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转圜来扭转局势（因为事发别处时，从事发到皇帝亲眼看到尸体和“罪证”，经过层层上报，中间是有时间差也有空间差的，这已经足够太子的人上下其手去改变现场了），从而锁定齐王一方的胜局。所以当事发突然，皇帝要太子开口自辩的时候，明白自己已被齐王钉死的萧定权只得回答“无话可说”。第二，从后续的剧情走向来看，张尚服非堕城不可。因为后面的反转中，必须要有张尚服堕城而未死这一为剧情走向服务的反转情节（只有保证张尚服没有死，太子一党才有翻盘的机会），否则就GAME OVER，太子冠礼以齐王一党大获全胜，太子萧定权构陷兄弟，失德被废而告终，那就直接大结局了。如果张尚服死在别处（哪怕没死只是受了重伤），那再从城墙上扔下来绝对死得透透的，那这戏就没法再演下去了。所以她一定会从城墙上堕下，这是为了剧情需要而不得不为之的设定，就象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必须要引入的平行公设那样，是没法再从其它定理或定律中得到证明的。前面已经说过，自洽而又完全无矛盾的逻辑体系不存在，所以说剧情设定中存在这一个刻意的设定是合理的，无可指摘。

那么既然张尚服一定会从城墙上堕下，那么也就意味着她之前一定会走上城墙。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她的女儿。这正是齐王设这个局最厉害的地方，让张尚服明知是个坑，可为了女儿还是义无反顾如飞蛾投火般往里跳。之前我曾经设想过张尚服之所以会上城墙是因为她打开了齐王的卷轴原件发现太子上了当，所以赶去阻止女儿，后来才发现无论她打不打开卷轴效果都是一样的，她女儿吴内人都会因为涉事其中而遭到齐王灭口，所以救女心切的她是一定会出现在城墙上的。只是她没有料到，她女儿吴内人并不是来扔卷轴的，把她从城墙上推下去，看似是争执之中的意外，其实是早就在齐王计划之内的步骤，吴内人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否则何以解释齐王送她去行动之时，连伪照的张尚服的认罪书都给她准备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顺势回答第二个问题了，答案就是：如果张尚服没有上城墙来，吴内人是不会扔卷轴的，她会一直等到张尚服来，并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她推下去。那么如果张尚服一直没有来怎么办？那就一直等下去。从后面的剧情中我们知道，萧定权抢先发难了。那么如果吴内人一直不把卷轴扔下去，萧定权就是欺君之罪，而他为了找证人派人上城墙搜查时，吴内人还是会被内应接应后从容脱身，就象剧中所演的那样。所以不论是从城墙上堕下张尚服，抑或是城墙上什么都没有落下来，皇太子都死定了，被锤得死死的翻不了身。

但这个计划中不是没有令观众疑惑之处，那就是有些观众吐槽的城墙上面为什么没有守卫？我们看到之前的过场剧情中有交代：禁军对城墙进行了清场，然后锁上了城门，只是提前被买通了的禁军将领将城钥塞在了近门处事先约好的砖缝里（话说买通禁军这个事儿，没啥可指摘的，干过这票事儿最出名的一个人就是玄武门之变的男主角，当时还是秦王的唐太宗李世民）。所以没有禁军将领的做弊，那么正常情况下城墙上将空无一人，上了锁之后更是无人能上去。

但是城墙上不设置守卫，这种设定合理吗？熟悉历史的我们已经知道，它恰恰是合理的。因为在典礼现场，我们看到在皇帝和群臣的外围，是有着全副铠甲盛装的卫士在四周宿卫的（第五集齐王带人拦着太子，美其名曰皇帝叫他带人来“戍卫”太子，我怀疑是剧组用错了字幕，把“宿卫”写成了“戍卫”。因为“戍卫”常是“守边”的近义词，在禁中值守保卫皇室时，常用“宿卫”一词。如果仅用作“保卫”讲，用“卫戍”比“戍卫”更合适），而城墙上没有卫士，恰恰是为了保证皇帝本人的绝对安全。否则众目睽睽之下，从城墙上突然射下来一支冷箭，你叫皇帝如何是好？远的不说，美国的约翰·肯尼迪总统不就是被远距离射来的子弹狙杀的么？而且在史书的记载中，也不乏皇帝、国君亲临的场合，出于人身安全的需要而与卫士保持适当距离的记载，就是为了防止卫士中有人图谋不轨而行刺。正因如此，大臣上殿前必须解剑、除履，汉代臣子上殿朝见时还必须被虎贲卫士用刀挟持着吓唬两下（一说是以戟交颈，“叉进去”，哈哈），令其不敢异动，即使挟汉献帝以令诸侯、贵为丞相的曹操也曾被此天子威仪吓得不敢上朝（《后汉书·献帝纪》：“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所以佩剑著履上殿反而成了皇帝赏赐给权臣的特权，成为每个有狼子野心的篡位之徒加九锡时梦寐以求的恩典。

最能用来解释剧中城墙上不设守卫的合理性的例子，可以举《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刺秦王情形的一段文字来做参照：“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可见当时形势危急时，秦王剑长，一时拔不出来，只得绕着柱子和手持徐夫人短剑的荆轲玩躲猫猫。当时殿上虽然人多，但除秦王政外都手无寸铁，只能围上来群殴肉搏；宿卫在殿门外的执戟郎中虽然成群，但没有命令谁也不敢擅自上殿来救（这得感谢秦法的森严），只能拿着武器在门外干瞪眼，最后还是一个叫夏无且的医官急中生智，把药囊（医药包）扔过去砸中荆轲缓得一缓，群臣大呼“王负剑！”，秦王政把剑璏往后腰猛推才借力拔出了长剑砍断荆轲双足，这才扭转了不利局面。这个例子表明，国君所在场合不得见兵刃（国君自己所持兵器除外）的情形，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

好了，厘清了城墙上的这些是非，我们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分析了。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齐王定下了毒计，准备用一幅莫须有的空卷轴诱杀张尚服并嫁祸给皇太子萧定权，令他百口莫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剧情出现了某些评论所谓的第一次“反转”，也就是萧定权的抢先发难：他自己抢先对皇帝说齐王给他的冠礼准备了一份“贺礼”。有些没看懂萧定权这个骚操作的观众又在骂萧定权作死，骂编剧为了反转而反转，逻辑不在线。可这些骂编剧的人，真的看懂这一步棋了么？

从后面的反转中我们知道，这幅卷轴在吴内人带上城墙前，就已经被皇太子调过包了。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他当初的设想中，如果他根本无力阻止齐王他们扔卷轴，那么从城墙上飘落下来的卷轴落到皇帝手里，皇帝会看到什么？不过是“馋（剧中卷轴此处有错别字，正确应作“谗”）岂有端，罪实无名。全君臣义，成父子亲。家国永安，天下太平。君子今日，百罹成人”这三十二字的“缄言”。这三十二个字，说是太子的自辩书也可，说是齐王送给太子用于自勉的缄言也说得过去，因为文中“谗岂有端，罪实无名”的辩辞所指模糊，大家都可以糊弄过去，当作用来提醒太子祸之所生的警诫自省之语，所以还是给齐王留了面子的。这正是太子为人高明、做人厚道之处。所以他对君父所说的是，齐王给他准备了一份“贺礼”（而不是观众潜意识里所以为的“罪状”）。这三十二个字，也的确象是一份贺礼所该有的样子。

那么我们这里就看明白了，太子之所以抢先发难，就是为了坐实齐王所抛出来的，不是罪状，而是货真价实的“贺礼”，这样一来，齐王就没法再与他为难，反而只能就驴下坡，送上祝福了。先发制人，令对手来不及反击，只能被动接受他所期望达到的结果，这是他在仓猝之间来不及细细谋划，而灵机想到的救急反制之计。既然强力阻止不一定能如愿，反而平添风险，那不如顺势为之，把坏事变成好事，同时堵上做坏事之人的嘴。这是太子的初衷。虽然反制的方法有许多种，但太子所选的无疑是最稳妥、最顾全大局的一种：不但自己的冠礼可以顺利进行，将祸难消弥于无形，而且保全了兄弟情谊，也顾全了皇家的颜面，一举数得。如果太子的反制能够天遂人愿，那么他的冠礼就将在表面的风平浪静、喜气洋洋中顺利完成。可惜，齐王他们不打算让他如愿。

所以，太子被迫进行反击，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我们所看到的“反转”。在讨论这些反转之前，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要弄清楚。那就是有些不明所以的人所指责的：这么一幅破卷轴到底有什么用？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质疑是这样的：之前齐王在太子拿出空白卷轴原件的时候，他压根就不害怕；可为毛过了一天，第二天太子要拿个换过的卷轴出来，你齐王就秒怂了呢？你这是什么辣鸡逻辑啊？

那么我们就来分析看看，这中间的逻辑在哪里。

其实说来也简单，这卷卷轴在用来设计陷害太子的时候，它是无用的（当然也不能说无用，是用来对付太子本人无用，但在用来引诱张尚服时就有用了）；但是在计划实施子之后，对于太子来说就有用了，因为它成为了可以给齐王定罪的物证。所以齐王的人才吩咐吴内人一定要将之毁掉。

这中间的逻辑是不是太绕以至于大家没听明白？好的，那我就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绕”在哪里，解开其中的关窍。

本来事发之后在皇帝御前对质时，太子指斥齐王的阴谋，齐王则矢口否认，端出“不是我、我没有、你瞎说”三连免费套餐，然后皇帝指责太子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事先不奏报，太子心里不仅在吐糟，还在吐血：我手里没锤，说出来你信我都不信，那我能瞎说吗？说了还不被你们父子俩揪住小辫子安一个诬陷手足的罪名？果然他爹马上就求锤了：仅凭你几句空话，要我怎么相信你——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你也没用，你得让天下人都相信你，这样才没有人敢说闲话。

所以现在问题的焦点已经不在事实本身上了，而在于那个“锤”，也就是能用来证明两个人中的其中一个说了谎的证据：太子所说的那个卷轴。既然太子一口咬定齐王炮制了这么个东西出来，而齐王又不承认，那就只有找一找：找到了，齐王撒谎，太子胜；找不到，太子撒谎，齐王胜。所以，在齐王对皇帝编织的这个谎言里，太子所说的卷轴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希望让皇帝看到有这么个东西的存在（一件不存在的东西，却被发现实锤了，这会让君父怎么看待你？），这是他命吴内人毁掉卷轴的理由。

本来太子是寄望于张尚服能够站出来为自己作证的，结果没想到张尚服为了维护自己涉事其中的女儿，死活不肯张口。到了这个时刻，齐王是稳操胜券的，因为之后皇帝派姜尚宫去找卷轴，她利用圣旨阻止顾逢恩撞开尚服局的库房大门后，又回来奏报说在张尚服住处没有查到太子所说的卷轴，所以无论是作为人证的张尚服，还是作为物证的卷轴原件，所显示出来的形势都是对太子不利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太子为了自保才不得不抛出第一个杀手锏：吴内人取走的，只是他命张尚服替换过的赝品，齐王的原件则在张尚服手里。

直到这个时候，齐王还是胜利的一方，因为在这场权谋中，他是知情的一方，太子则是不知情的一方，所以暂时知己不知彼的他掌握着先机，他甚至寄望于太子能够找出他自己告诉君父的那个卷轴原件，因为他还安排了更厉害的后手，用来给太子以致命一击。所以当太子和顾逢恩根据张尚服咬舌（根据后续的剧情可以知道，她嚼舌不是为了自尽，而是为了之后不再开口）之前的隐晦暗示甫一找到卷轴原件，他后脚就领着皇帝来没收证物了，之所以动作这么快，就是怕太子发现原件是空白件后有时间调包（毕竟太子的书法很厉害，真被逼急了，模仿齐王笔迹伪造一幅也是有可能的）。只有让皇帝以最快的速度拿到这份原件，他才有制胜的把握。因为在常人的逻辑里，拿一幅空白的卷轴去说别人诬陷自己，这……不是神经病才有的素质么？所以皇帝拿到这个空白的卷轴以后一秒就怒了，或许不光是因为太子用这么个玩意儿来栽害兄弟的恶毒，还是因为太子的蠢（潜台词就是：老子培养你这么多年，就养出这么个白痴玩意儿？）。齐王所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朝堂上大反转之时，太子却来了个绝地大反击，把人证、物证都凑齐了。他用了吴内人这个人证和那幅据说是被吴内人拿去烧却没有烧完的赝品作为物证，诈出了齐王的话（齐王的心理素质堪忧啊，同样是面临生死危局，太子的反应比他冷静多了，正应了温室里的娇花不堪风雨那句老话了）。

为什么齐王不害怕太子拿出自己的原件，却如此害怕他拿出被吴内人烧过的那件赝品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当然是他不知道萧定权在这幅赝品里写了些什么内容，就正如之前萧定权不知道他的原件其实是空白件一样。人们对于陌生没有把握的事物，总是容易产生恐惧心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对于未知的恐惧，是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用于自我保护的一种心理机制的本能（因为出于对陌生的恐惧，就不会主动到危险的地方去）。正因为不知道萧定权在赝品里是怎么给自己捏造陷害手足的罪行的，所以他感到紧张。第二个原因更加的重要，是因为这幅卷轴赝品他知道，吴内人已经动了手脚，这样一来，卷轴的真伪就不再重要了，不论它是真是伪，只要和它沾了关系，就摆脱不掉嫌疑了。因为正常人的逻辑是：如果这件卷轴没有问题，那你为什么要让人毁了它呢？你又说没有问题，又要把它毁掉，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其实问题就在之前我们讲过的那个原因：这幅卷轴在君父眼里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既然它真实存在过，那就必须永远消失）所以，即使象后来真相显露出来的那样——萧定权拿的不过同样是一卷空白卷（因为一来，他并没有找到被吴内人藏起来的那卷赝品；二来，由于齐王的卷轴原件上一片空白，他无论怎么说都会被齐王一派抓住把柄进行推脱，所以他只有选择不说，等着齐王自己说），也无济于事了，因为齐王一派毁灭证据这一行为的发生，反而成了别人给自己定罪的理由。这中间的逻辑在这里。

不得不说，太子萧定权反戈一击的办法是很高明的，与其自己说漏了嘴被对方抓住把柄反击，不如使诈诱对方自己说出口（这个使诈的办法当年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里包龙星对常威用过），所以卷轴被他卷在包袱里，始终不曾打开，吴内人也始终不曾开口，这样引而不发给齐王的压力更大，他自己顶不住先崩溃了。

在这个局里，编剧最妙的一著是让太子先替换了吴内人预先准备的空白卷轴，而换成了太子写有字的那一幅，这样吴内人烧而又没有烧完的卷轴，就因为有了太子的笔迹而成了齐王甩不掉的铁锤。要不然如果她烧的仍是一幅白纸，还指不定齐王一党怎么甩锅呢。所以在这个案件结束后，安排李重夔从尚服局的库房里找到了被烧掉了下端的卷轴，就是冠礼上太子希望君父看到的那一幅（当李重夔取回卷轴向皇帝复命时，曾在晏安宫外的甬道上遇见了太子并向他行礼。但是当时太子全副心思都注目在远去的老师卢世瑜身上，没有注意到李重夔手里那幅烧焦了少许的卷轴）。看到这幅下半段带有焦痕的卷轴，这才完全相信儿子确实是被大郎冤枉了（之前大郎被套出话的时候皇帝只是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但太子所说自己掉了包的卷轴仍然没有找到，所以对太子还有怀疑之处），但又为太子在卷轴中所写字句的内容所感，这才有了“朕的太子真不知道是精明呢还是天真”的感慨。

我数了一下，这一篇从篇首行文至此，一共花了13,074个字。我们花费了这么长的篇幅，却始终没有对案件的发展过程进行推理，而是长篇累牍地围绕着动机、证据、目的、手段这样一些关键词在进行分析、解剖，所为何事？无非是想告诉大家，相比于过程，动机和目的才是更重要的。只要剖析清楚了这其中的关键，那么整个推理过程就能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了。

那么我们通过上述艰苦繁冗的分析，把双方的底牌都摸清楚了，就可以来很快、很明晰地来推理一下双方是怎么攻防的。在下面的推理中，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作为布局的一方，齐王一派是知情者；作为破局的一方，太子一派是不知情者。所以，对于诸多评论中所使用的“反转”一词，我其实是不认同的，至少我认为它并没有触及到案件进展过程的实质，只是作了最表面化、最肤浅的主观评价。事实上，在每一次所谓的“反转”中，作为不知情者的太子一方，都比之前知道了更多的信息，从而才能够顺利地集齐了人证物证，把齐王一党钉得死死的翻不了案。这就象水中的鸭子，肤浅者只看到鸭子在水面的好整以暇，只有深入者才知道水面下鸭子的脚蹼在多么努力的划水。

那么太子是怎样一步步接近真相和反击成功的呢？我们来盘算一下。

首先，从张尚服处他得知了齐王的阴谋，并在仓猝下完成了偷梁换柱、李代桃僵的反制之计，翼希望于将齐王的阴谋掐灭在萌芽状态，并转变成对自己冠礼的祝贺，令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敢再有异动。到这一步，他对于齐王实际的行动方案和目标还一无所知（因为向他透露隐情的张尚服同样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

然后，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反制计划落空，反而被齐王实锤陷害了一把，而且他还无法自辩，只能低头认输。到这里，他是知道齐王究竟想怎么陷害自己的了，但是他手里无牌，所以无法反击。

再下一步，张尚服侥幸没死，他觉得又可以一搏，于是向皇帝请求调查翻案。结果在御前，张尚服一口咬死所有责任，自行承担罪名，令他希望让张尚服这个人证指认加害者的希望落空。但是他比上一步多知道了两件事情：（1）、他知道了张尚服要保护这个把她推下城墙的凶手，因此他推理出这个凶手与张尚服的关系非同一般，以至于张尚服宁愿自己背负所有罪名也要拼死保护她，他马上就知道了这个凶手是谁（第四集案件结束后顾逢恩问他是什么时候知道吴内人与张尚服的关系的，他回答说是很早以前，比那些人——指齐王他们——还要早，毕竟她是张尚服的故人之子）；（2）、张尚服这个人证他指望不上，就只有指望卷轴这个物证。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齐王给吴内人的卷轴上写的是什么内容，因此指望着能从卷轴原件上找到指认齐王罪行的某些蛛丝马迹。但他不知道，齐王正巴不得他找出原件，好用预留的后手锤死他。当皇帝派姜尚宫去搜索张尚服住处，回报说没有查到太子所说的卷轴时，他知道姜尚宫一定是把被吴内人拿走的那件赝品悄悄毁了（他并不知道吴内人由于慌乱之间打不着火镰，只烧了赝品的一小卷，来不及烧掉的部分被她匆忙间藏到了库房的房梁上——不要问我吴内人一个弱女子是怎么上得了房梁藏了卷轴的，问就说是拿了库房里的梯子上的，哈哈）。

再下一步，虽然张尚服不肯指认吴内人让太子的翻盘计划落空，但他也从她隐晦的暗示里明白了张尚服并没有背叛他，而是将他交代的证物藏在了某个只有他们两人心有灵犀才知道的地方，于是通过闪回片断的暗示，我们跟着太子的思路找到了张尚服藏在先皇后寝宫里的藏有齐王卷轴原件的包袱。但是一直在旁窥伺的齐王哪肯让他们有时间制造伪证？当他们前脚刚找到卷轴，齐王后脚就拉着皇帝来了，于是他们转圜的余地都没有了。到这一步，他知道了齐王的卷轴原件原来是个空白件，所以靠它来翻盘，也是指望不上了。

如果事情到这个地步，他真的是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是好在他还留有后手。在权谋中，最紧要的就是一定要留有后手，好让自己能够全身而退，能制人而不为人所制。但是这个后手是他最后的底牌，所以一定要在决胜的时刻才能拿出来，要不然就给了他的对手们上下其手的时间，只有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意料之外，他才能够反败为胜。前面说过，权谋之中时机的把握也很重要，操之过急可能鸡飞蛋打，操之过缓又可能处处被动，只有找准时机一击而中，才能赢得胜券。象前述齐王一派在冠礼上制造张尚服堕城、齐王第一时间带着皇帝来没收太子找到的卷轴原件，都是在时机把握上恰到好处的例子。所以这一次，太子为了给自己争取到有利的时机，故意示弱（其实也不能算是故意，实在也是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所以这次示弱与敌，也是半真半假）。

太子手上最后的底牌，就是他知道底细后立马派人去保护并掌握在手里的关键证人吴内人，以及那卷被吴内人拿去销毁的卷轴赝品。但是即使有底牌在手，形势对他也极为不利：为了在姜尚宫等人面前演一出逼真的戏（也为了能让吴内人彻底醒悟而对齐王死心反水），他派出去唱无间道的小黄门出手太重，把吴内人勒到伤了咽喉，无法开口指认齐王；而那幅卷轴，因为吴内人的失声禁言，一时也无法得到线索去找到。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冒险一搏。

太子知道，如果没有过硬的实锤，仅凭一个口不能言的吴内人，和现在不知何处的卷轴赝品，他是无法锤倒齐王的。但他想到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计策。正如他之前因为不知道齐王在卷轴中到底写了什么而处处受制，处处被动一样，他笃定齐王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卷轴赝品中写了什么内容。所以他打算在朝堂上一口咬定卷轴中所写的是他根据张尚服听到的内容所抄写的齐王诬陷他的罪状，并且齐王为了怕泄露秘密而欲将之毁灭，所幸他找了回来，并带回了关键的目击证人吴内人。他知道齐王从小娇生惯养，骄纵惯了，遇事没不住气，只要他死死咬着这个说法不放，齐王在反驳之中不断被他挑衅，总会在失去理智的某个时刻露出马脚（之所以他选择攻击齐王而不是李柏舟，是因为李柏舟太老辣，不容易对付，所以他的计划只是想办法让李柏舟闭嘴，剩下齐王一个人就好对付了）。所幸他押对了。

有意思的是，在整个案件演进的过程中，太子本来有两次机会可以赢得先手，但因为他太倔、太傲，又太渴慕于亲情，所以他偏偏要示弱，以此来试探父亲和兄长对待他的真实态度，结果失望之下又让他们当众出丑。这个太子简直太任性、太不识时务了，不知不觉之中就又得罪了皇帝，把父子间的关系拉得更远。但是就象作家刘醒龙在他的小说《蟠虺》开篇所说的那句我非常喜欢的话那样：“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萧定权就是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圣贤，所以他注定不能见容于污浊的当世。

本来整个案件到了这一步，真相大白，就可以结案定谳了，但是案件是了结了，事情却还没有结束。因为还涉及到对于涉案人员特别是齐王的追究问题，所以在谏争序幕、冠礼正戏之后，又加了一段尾声。如果是按照正常的案件程序，齐王构陷太子，动摇国本这么重的罪名，不死也得半死。但是这样一来，太子就得背上逼迫兄弟的罪名，于令名有损，也有失皇家体面。所以皇帝不干了：你们兄弟相争，惹出这么个烂摊子出来，你们自己解决吧，我不管了。就甩手给太子处理。那么就有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感到开心了：太子终于可以有仇报仇，可以爽一把了。可是看到太子对齐王的处理结果傻眼了：萧定权你是不是傻啊？你居然饶过了齐王，把嚼舌而未死的张尚服拉出来垫背背锅？这么干你是什么逻辑啊？你脑子进水了是吧？

是萧定权脑子进水了吗？并没有，因为历史上真有人在面对同样的局面时这么干过。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明末三大案中的第一案：梃击案。梃就是棍子，那么“梃击”的意思就很明白了，就是拿棍子打。打的谁呢？打的是“小爷”，也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太子朱常洛（后来的明光宗）。这件案子本身并不复杂，说的是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黄昏，一名叫张差的疯汉，手持枣木棍闯入了太子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虽然没有打到太子，但打伤了守门太监。后来此人被侍卫拿住后，供出了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让他“打上宫去，撞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本来外廷的文官们为了保太子，就与恃宠而骄的郑贵妃素有积怨（神宗因为极其宠爱郑贵妃，一直想把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更立为太子，遭到朝臣们的坚决反对。神宗遂消极怠工，坚持不上朝二十余年，只在内廷处理政务），于是趁机发难。郑贵妃在万历皇帝的劝说下，亲自去向太子哭诉赔罪，万历皇帝又带着太子、皇孙一起接见群臣，亲自为案件定性、定处分。皇太子朱常洛当着父皇的面向群臣哭诉表态：“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说你们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太子息事宁人，群臣也只得作罢。这桩震动朝野的惊天大案，最后竟以嫌犯张差一人寸磔（凌迟）、涉案的马三道、李守才二人发远方戍守草草结案，涉事的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审讯时也因为没有实证而无法定罪，最后由神宗下令秘密处死。此案疑点重重，到底是郑贵妃欲置太子于死地，还是太子自己找人买凶然后嫁祸给郑贵妃，几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直到现在仍无定论。

我们看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梃击案的处理结果，参照案中太子朱常洛所面对的形势以及他的反应，再来对照萧定权，就不难理解剧中他这样处理齐王和张尚服的逻辑，因为剧中他的处理方式，就是比照梃击案的处理方式来设计的：万历皇帝向群臣发表讲话，为什么要把太子、皇孙一并拉来？就是为了向群臣展示皇家其乐融融、上下一体、一心的姿态，皇太子向群臣喊话的那句“何等亲爱”就是为万历皇帝这一姿态所作的背书。既然皇帝和皇太子是这样的态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再继续闹事，就是离间皇家骨肉，影响皇室的安定团结，那么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案子的真相如何，在万历皇帝眼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已经把它定性为离间皇室、影响国家安定团结的恶性案件，所以只惩“首恶”张差，不得广为株连（因为拔出萝卜带出泥，继续追查下去，只会株连广大，严重影响朝局的稳定，甚至有可能连皇帝都罩不住）。所以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权谋中，真相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利益”，当真相有可能危及到利益时，就宁愿不追究、甚至还要努力去掩盖。

剧里萧定权的做法不也是这样吗？他的做法既维护了皇家的体面和兄弟之间的团结一体，也因为对兄弟过错的包容而展现了自己具有为人君的仁爱和度量、为兄弟的友悌，以及体谅君父的孝顺（参照帝舜因顺从父亲瞽叟而包容其异母弟象的事迹）。所以他这样处理，皇帝是满意的（本来皇帝放手让他来处理这个烫手山芋就是把他架在火上烤，故意要考验一下他的应对能力），他应对得体，皇帝也露出了赞许的微笑，本来因为受顾思林的逼迫还在为皇太子的冠礼心存不满的芥蒂至此已消了大半，这次是真的愿意给太子加冠了；至于他的政敌对手们，已输得一败涂地，本来就是引颈就戮的命，生杀予杀全由他一句话，此时也无话可说，所以他冠礼的一切阻碍此刻都已经扫除，加冠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至于他亏欠的，只有可怜的张尚服一人。所以尘埃落定之后，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除了劫后重生的余悸之外，他心里只剩下悲凉——他亲手把他所信赖、喜爱的故人张尚服送上了断头台。

对于冠礼案的分析至此具结定谳。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编剧的每一次所谓“反转”都有其合理的逻辑，并不是象某些小白或者黑子说的那样是刻意的“为了反转而反转”（除了张尚服堕城未死这一服从于剧情后续发展而不得不为之的设定之外）。另外，这么多的转折之中，真正可以认定是“反转”（攻守易势）的其实只有一次，就是太子终于控制了关键证人吴内人之后，而在此之前的历次转折中，他一直是在被动的见招拆招，并没有能从根本摆脱自己的被动局面。只有到了成功控制住吴内人之后，他才化被动为主动，有了制胜反击的机会。

最后有两个问题要稍作交代。

首先要稍稍吐糟一下剧中出现的那幅太子的手书。按照原著的设定，太子的手书是一种叫做“金错刀”的书体。按照许多书粉的理解，以及剧中所呈现的，是用的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体。但是如果仔细理解一下书中人物的性格，就会发现冒然采用这种书体是十分不妥的。瘦金书是一种适用于工笔绘画白描笔法的书法，因其笔画纤瘦，适于勾勒，故而为身为丹青圣手的宋徽宗发明出来。但是这种书体却是一种十分炫技的书体，因而也适合宋徽宗那样的浮行浪子，显得十分轻佻（当年哲宗去世，高太后就端王赵佶的继统的可行性问宰相章惇的意见，章惊对曰：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后果不幸而言中）。如果剧中太子使用这样轻佻的书法，那是一定要被老师卢世瑜严辞教训的，因为古人认为书法见人品，故而虽然蔡京、秦桧俱是书法大家，但在书法史上始终是受排斥的，后人排宋代书法四家苏黄米蔡，宁选书法略差的蔡襄顶替也不选蔡京，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金错刀”一词，最早或见于东汉张衡（没错，就是发明浑天仪和地动仪的那个张衡张平子）的《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指的战国时代错金的那种铜削刀。另外，王莽时代曾铸有一种刀币，钱文是“一刀平五千”，用悬针篆字体，其中的“一刀”二字填错金丝，在钱币界也有“金错刀”的别称，是泉界珍品。但这两种显然都与文中所说的“金错刀”字体无关。书法界确有一种被称作“金错刀体”的书体，据说是“指在绘制过程中用笔颤抖拖拽形成的一种笔法，写字、绘画的一种笔体。别名‘金错书’”。观其形体，似是近于行草一类的书体。原著中所说的金错刀是不是这一种书体，因为没读过原著，所以我不好评价。但依我自己的理解，这当是一种笔法险峻如刀锋、架构端正森严有法度的书体，才配得上太子的品性。虽然不知道现实中是否有这种书体存在，但我以为应该自颜鲁公（颜真卿）的书法中来比拟，才或可最得其真意，比如号称天下行书第二的《祭侄文稿》。但太子为人不止有颜氏的方正端严，还当有王右军（王羲之）的潇洒，所以或集颜之端方、王之俊逸于一体，最有可能接近书中所写的“金错刀体”的本来面目。

另外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反转”而带来的“爽剧”问题。自《鹤唳华亭》开播以来，媒体及观众的评价，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高能反转”，并赞扬因此而带来的具有爽感的观剧体验。但是这种评价的倾向实在值得我们警惕，也并不值得提倡。因为它无法解决我们这样的困惑：如果这剧后面不爽了怎么办？你还继续追吗？一直以来我都是反感所谓的“爽剧”的，只给观众以感官上的刺激，制造所谓的观剧“爽感”体验，这只是最浅层的娱乐功能，并不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所以我还是期望正在追本剧的朋友，不要满足于浅尝辄止的爽感，如果能被作者赋予在快节奏、强剧情之下的那些深层的关于人性、抉择、取舍、牺牲的讨论所感悟、共鸣，那才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快乐。就比如我一直喜欢读金庸的武侠小说，胜过其他武侠小说家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金庸的小说，当中有许多深入人性的探讨，而这些真情实感，因其真挚、真实而又细腻，总是最能打动我们的心弦。

好了，关于冠礼案的讨论，我们就此封缄，告一段落。在冠礼案中大获全胜的太子乘胜追击，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科举案中设局制造事端，一举驱逐齐王一党。然而世事难料，信心爆棚的太子这一回将由于过份的自负轻敌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本章完）

经过冠礼案的殊死搏斗，太子虽然大获全胜，但是并没有彻底扳倒齐王，甚至赵贵妃和齐王等人还在以齐地的王府破败失修不堪居住、尚需修缮为借口，拖延就藩之国。为了巩固胜利果实，他决心乘胜追击，运用权谋将齐王赶出京城。在冠礼案中失败，目前处于守势的齐王一方，当在家宴上试探太子对于齐王之国的态度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赵贵妃在寝宫里对姜尚宫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看来能让大王留下的，就只有太子了。这句话看以无心，其实有意，它为科场泄题案的权谋斗争定了调：通过迫使太子屈服来达到让齐王留京的目的。从后来案件的走向来看，赵贵妃、齐王和李柏舟一方达到了预期目标。双方的这一轮博弈选在了春闱（会试）的考场上。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经隋唐的草创，到宋代时已经成熟。明清时代，科举分级进行，首先经过童生试（也叫童试或童子试，参加的考生称作童生），经由县试、府试、院试的三级考试，取得生员（秀才）的资格；然后参加省一级的乡试（每三年一次，应试当年的秋八月在省城举行，因此又称“秋闱”），考取者由官府发布正、副榜，其中正榜在列者称为“举人”，其第一名称作“解元”，二至十名称作“亚元”。乡试的次年春天，各省举人及在京国子监的监生可以参加由礼部主持的国家级的科举考试，称作“会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会试取贡士三百名（第一名称作“会元”），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参与殿试的贡士没有淘汰名额，只按成绩分成三个等级（三甲），称作“进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只取三名，分别俗称作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如果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续考中解元、会元、状元，就是极其罕见的“连中三元”，有明二百七十六年中，连中三元者只有黄观、商辂区区二人而已；综观长达一千四百年的中国科举史，这样的超级幸运儿也仅有十七人。

科举，顾名思义是开科取士。所设的考试科目中，常设且最重要的是明经、进士两科；另外，除文人参加的科举外，也有选拔武进士的武举。明经主要考经义（对经文的背诵和理解），进士还要考策问（依据题目结合时事作议论文），剧中出现的考题“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就是真实使用过的1904年中国最后一次科考时的策问题目。由于明经相对容易，进士科则难考得多，故唐代时就有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三十岁考取明经已经嫌老，五十岁得中进士尚属资历浅的少壮派呢！正因如此，人们更看重进士的含金量，到了明代，除了特设的科目外，常设科目就只保留了进士一科。因为取消了明经，录取难度较之前增大了。虽然试道艰难，但是科举的出现毕竟给了寒门子弟鱼跃龙门的一线希望和机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由国家保障的社会阶层上升通道，特别是从科举录取范围急剧扩大后的宋代开始，庶族寒门地主开始取代自先秦以来一直到唐代都占据优势地位的贵族豪强地主阶层，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阶级的中坚主导力量，并从此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面貌。为了金榜题名，不知多少寒门子弟十年苦读，梦想着能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飞黄腾达的那一天。读书人的这些艰辛和期望，是从小锦衣玉食、生长在深宫妇人之手的皇太子萧定权所完全无法理解的，所以他才肆无忌惮的选择在科举考场这样的国家抡才大典上冒然出手。卢世瑜的一句“殿下毕竟不是读书人”就已道尽了他和顾逢恩，与萧定权在对待科举态度上的截然不同的心理。

全国所有参与科举考试的士子，经过层层考试的选拔，一路过关斩将，最后能被录取上榜的仅有区区三百人（这还是自宋太宗扩大科举录取员额以来屡次不断加码的结果），其难度可想而知。就算在考试科目较多，选择面相对宽裕（但录取人数很少）的唐代，考中进士也不一定就能做官，士子们通过礼部试取得进士及第后，还要通过吏部的铨选，才能量才授官。唐宋两代铨选所依据的标准就是所谓的“身言书判”四事：“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新唐书·选举志》）。在僧多粥少、选法严苛的情况下，一些削尖脑袋也要往上爬的考生，就不可避免的动起了夹带做弊走终南捷径的歪脑筋；有了需求自然又会出现供应的一方，故虽屡颁严禁，但考官中铤而走险的鬻题售恩者还是难以禁绝。剧中的科场泄题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本案中，贡员许昌平的身份，剧中说是“白身”，这里稍作解释一下。在唐代，“白身”是指还没有取得功名或爵位的平民百姓，或者已在藩镇入幕有职，但是还没有取得朝籍（未通朝籍）的官员，也就是被地方上的节度使征召入幕府为官，但是还没有获得唐朝中央政府正式任命的官员。但“白身”这个词的起源其实更早，可以追溯到另一个词：“白衣”。《史记·儒林列传》云：“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昨日更新的剧集中，李柏舟夸许昌平才智可为“白衣卿相”，就是来自于公孙弘拜相的这个典故）；又《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又《三国志·吕蒙传》：“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这三处的“白衣”含义相同，它并不是指“白颜色的衣服”，而是指“平民百姓的衣服”（此处“白”通“一穷二白”、“空白”之“白”，是“无”的意思，即无爵位、无资历、无身份的“三无”庶人之“无”），进一步引申为“平民”的意思，即：公孙弘因为通《春秋》经，被汉武帝从平民直接封为平津侯，拜丞相；太子丹及宾客都换作庶民的衣冠（并不是之前许多人所理解的穿着白色的丧服，因为荆轲是秘密出行，送行的人不可能大张旗鼓的穿着引人注目的白色丧服）为荆轲送行；吕蒙命平民划船，并扮作商贾的样子，暗中在船内埋伏精兵，奇袭荆州。后来的“白身”就是由汉代特指平民（庶民）的“白衣”一词演变而来的。可见剧中的许昌平，此时的身份是庶民（庶人）。这是剧中到目前为止埋下的一处伏笔，在后续的剧情中，他的身世及作为将逐步揭开。

值得注意的是，太子之所以煞费苦心设这个局，除了要赶走齐王、打击李柏舟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留住老师卢世瑜。那么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卢世瑜在太子冠礼后为什么执意要乞骸骨致仕，离开朝廷、离开太子？

这几集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典故“莼鲈之思”，出自《世说新语·识鉴》：“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和陆机一样，张翰（字季鹰）也是吴郡吴县人，同样出自东吴四大姓“顾陆朱张”中的张氏一门，与陆机同是孙吴高官之后，陆机是曾火烧连营气死了刘备、后来官至丞相的陆逊的孙子，其父陆抗也是一代名将；张翰则据说是汉朝开国功臣留侯张良的后代，他的父亲张俨官至孙吴的大鸿胪。东吴灭亡后，他也曾象陆机一样避世隐居，后来齐王司马囧执政，征辟他为大司马东曹掾。在洛阳时，因见秋风起，思念家乡的菰菜（茭白）、莼羹（用莼菜烹制的羹）、鲈鱼脍，遂辞官归去，隐居在吴淞江畔的枫里桥。天下鲈鱼，以松江所产的四鳃鲈鱼味道最为鲜美，是一道享誉千载的美味佳肴。范仲淹主政苏州时，有一年在苏、常一带视察水患情况，目睹渔夫冒着风浪蹈险捕鲈，有感而作了一首《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诗里所说的鲈鱼大抵就是大名鼎鼎的松江鲈。而鲈鱼脍，是用松江鲈所作的干脍，也就是用晒干后泡发的鲈鱼干肉做成的生鱼片，据说加以特制的配料后，其味道能与新鲜的松江鲈味道相媲美。它的做法，在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的“八和韲”方中有详细记载，后来又经《大业拾遗记》、《隋唐嘉话》等唐宋笔记的记载而流传了下来。

只因鲈鱼的味道至美而竟至辞官回家吃鱼，张翰也可说是相当任性了（有人认为其实是他洞见了齐王难以成事，故而找了“莼鲈”这么个借口来脱身，从而成功避祸，并不是一时兴起之念）。然而当时任性的人也不止他一个。《世说新语·任诞》里就记载了一个“雪夜访戴”的故事：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住在山阴（今浙江绍兴）时，有一天下大雪睡不着，于是爬起来，一边喝酒一边吟诗。喝到酒酣处突然想起了好朋友戴逵住在剡县（今浙江嵊州市），一时兴起，就命仆从驾舟往访。结果冒着大雪坐了一夜的船，漂了几百里到了剡县，眼看快到戴逵家门口了，王徽之突然兴尽了，于是又命仆人驾船返家。后来有人听说了这件事，感到不解，就去问他，结果他这样回答人家：“我本来就是乘兴而行的，现在兴致尽了就该返回家去，又何必非要见戴逵一面呢？”

张翰、王徽之的思鲈、访戴是兴之所至，而卢世瑜的乞骸骨却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早就深思熟虑之后的打算。究其原因，应当还是与太子有关。目前的形势是明摆着的，太子已行了冠礼，可以名正言顺的学习理政，准备接班了。但要命的是，太子已经有一个兵权在握遭到皇帝忌惮的舅舅了，如果再添上一个作为清流领袖、可以左右舆论的老师，就会让皇帝如芒在背，寝食如何能安？以前太子未行冠礼前，因为权力受到诸多限制，这一矛盾还不突出，但时至今日，太子可以涉政了，从前的保护伞，现在变成了绊脚石。所以卢世瑜激流勇退，为太子腾出可以施展身手的空间。这个想法，恐怕在他决定向皇帝进谏为太子加冠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所以冠礼案后，太子仍象从前一样跟他撒娇，想要去他家里讨一块师母做的蜜酥食时，他婉言谢绝了，小心翼翼的和太子保持着距离。从太子的反应和他后来的做法可以看得出来，他目前的历练还是浅，还没有看出来这一层利害关系——或者说即便他已经看出来了，但潜意识里还是抗拒接受。不管看不看得出来，他在春闱案中的幼稚表现都表明了他的政治素质和觉悟还显稚嫩，目前至少在能力上还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太子。一心只求一份暖心的爱意的他尚未明白，无论是父皇的有心冷淡，老师的刻意疏离，还是后来陆英的不敢接近，都是出于保护他免受小人伤害的初衷。在人人都小心防备、付不起犯错代价的权力场中，有的时候靠得过近，便会如相互抱团取暖的刺猬一般，彼此被身上的硬刺扎得鲜血淋漓，得不偿失，所谓“骄阳灼人”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可以来简单梳理一下科举泄题案的前后经过，鉴于这个案件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且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前因后果，那我们就按照实际发生的真相来捋一遍：

（1）、太子打听到历年掌管科考试题封匣钥匙的礼部老吏赵敬宁的内侄（妻侄）许昌平是今年应试的贡员（也就是举人，自唐至明，经乡试合格后参加礼部会试的举人称为“贡员”，在京以国子监监生的身份参加会试的考生称作“贡生”。剧中顾逢恩、陆文普都是国子监监生，故称“贡生”，而许昌平是乡试中举后赴京应考者，故称“贡员”），遂诱之以考题，命其栽赃给李柏舟。许昌平假意应允，却将太子的计划对李柏舟和盘托出，正为找不到让齐王留在京城的办法而发愁的李决定将计就计击败太子。他听从许昌平的献计故意破坏天字40号房的考棚，并在太子窃题成功之后连夜更换了自天字41号到玄字10号的所有号房的号牌，将之向后挪动了一位。

（2）、开考前夜，太子借探望恩师卢世瑜之机将卢引开，故意让赵吏窃题而又为巡视考场的李柏舟发现，李柏舟将计就计，提供白麻纸和封条让赵吏便于制造伪题，又授意赵吏伪造三份事先拟好的答卷放在家中。赵吏得真题后，连同造伪材料秘密交给太子。太子熬夜造伪，并模仿齐王的笔迹拟了一封齐王与许昌平串通做弊的信件，信中“齐王嘱许昌平”将怀挟（夹带。这里是指做弊的答卷）放入天字48号顾逢恩、天字60号陆文普、玄字2号许昌平的号房中（吐糟一下，剧中作为道具的信件文辞太粗鄙了，都是现代大白话，让人看了出戏，既然如此，何必给个近景特写？给个模模糊湖的中景交代一下不就完了？）。信件交给赵吏收藏在家中，三份怀挟考卷则各伪造了一式两份，一套三份伪卷与上述“密信”一起放在赵吏家中，另一套命许昌平设法在考前秘密放入“信中约定的号房内”。

（3）、开考当天，李柏舟吩咐负责盘查考生的属下，故意放纵身有怀挟的考生进场，待开考后又将其揪出，目的就是为了能够顺利的以此为借口将所有考生都赶出号房，乘机制造混乱，进行栽赃，那三份做弊卷，极有可能就是此时放入顾、陆、许三人所在的号房内的（其实放不放入号房内都无所谓，只要一口咬定是从三人号房内搜出即可）。然后顺利“搜出”弊卷，案发。

（4）、太子闻讯后迅速去刑部拷掠“嫌犯”，录得口供。在三人之中，顾、陆二人都是官宦子弟，又是监生，且都是与太子有利害关系人员的子弟，所以只有拷掠许昌平一人，才最合理（他是白身，又是从外省赴京应考之人，看上去与太子非亲非故，是个“不相干的闲杂人”，如果太子连他也放过而不加以拷掠，反而容易让人起疑）。太子此举，表面上看是想通过刑讯求得李柏舟等人栽赃嫁祸卢世瑜的罪状，其实也是想通过此举洗去自己与许昌平串谋的嫌疑，这是他的脱身之道。只是不曾料许竟事先早与李勾结沆瀣，这顿拷掠反而成了自己威逼诱供的罪证。

（5）、太子以自身为饵拖住齐王，命陆文昔趁机将之前拿到的考题原件送入齐王府，以坐实齐王泄题栽赃的罪实。这样，皇帝派人从赵吏家搜出信件、伪卷备份，从齐王府搜出考题原件，且又有齐王妃亲言此原件“是大王交给的”背书，表面上看太子已经大获全胜。李柏舟一反常态的痛快认罪，将所有罪责都揽到自己头上，做出齐王犯罪是实，自己忠心救主的姿态，以麻痹太子。

（6）、皇帝派李重夔去调查考场，查出李柏舟错号事实；又用考题原件、伪件的笔迹对比上推断出卢世瑜替太子顶罪的事实（卢世瑜知道即使自己重书试题放入已开封的试题伪件中仍然于事无补，但是与其让李柏舟等人抓住口实严惩太子，不如丢车保帅，牺牲自己来保全太子，虽然仍是惩处，但已将代价降到最低的限度），至此太子事败，且是一败涂地，输得很难看。

对于此案，曾有论者纠结于太子、齐王双方互相栽赃的细枝末节，然而这样来看问题，很有可能陷入一叶障目的困境，而不能全窥豹斑，击中要害。其实要理解此案的逻辑，只要抓住一个核心就可以了。那就是：李柏舟是怎么样把自己从涉案的嫌疑人中摘出去，从而成功脱身的？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结案后他自己对许昌平赞不绝口的那个“错号”的雕虫小技。仔细思忖一番，会发现这个计策确实很赞，我是不明白那些没看懂的家伙骂它是什么道理。诚然，这剧中对于科举考试中官方为严防做弊而采取的许多措施办法的描写有所缺失，以至于对于科举案的编撰有些失真，但是如果不考虑对于科举制度的熟悉程度，仅就在作者设定的框架内（也就是假定作者在剧中对于科举的描述是完全合理的。这只是一种假定，并不等同于事实）来讨论，这个办法却的确精妙。李柏舟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动，就成功的达到了两个目的：（1）、把有意栽赃变成了无心插柳。（2）、把顾逢恩和陆文普这两个与太子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一个是表哥，一个是老师得意门生的儿子）由蓄意陷害的受害者变成了由于操作失误而受到株连的无辜者。这两个目的一达到，他就成功抽身而退了。

这中间的逻辑在哪里？我们来捋一捋。

按照太子的说法，齐王与许昌平交通的密信是事前（开考前）就写好并递出的（因为太子的说法是试题原件在开考前一夜被偷出后就已经被交给齐王带回了府上。网上有人质疑偷考题这个设定为何不能让赵叟记住考题然后口授或另抄一份题目递给齐王，反正题目也不长。何必非要把原件盗出考场之外？这里的逻辑是为了让卢世瑜的亲笔笔迹成为指证齐王的罪证，所以必须是试题原件。这种设定是属于为了剧情合乎逻辑而牺牲了历史上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因此按照信中的约定，做弊答卷会在考前被预先放在顾、陆二人的号房天字48号、天字60号内。请注意“考前”这个时间点，这是问题的关键（吐糟一下，信里太子伪造的许昌平给齐王的那封信，写的是让许昌平“先作文章，进入考场将你作好文章的试卷放入天字四十八号和天字六十号房即可得中”，放弊卷的时间安排在许昌平进入考场之时，但这个时间内，考棚内满眼都是差役，众目睽睽之下偷放弊卷，怎么可能得手？另外，这个时间点，李柏舟早已换过号房的号牌，许昌平只能按照换牌后的房号来放弊卷，这样一来，就无法达到李柏舟脱身的目的了。所以反而是后来皇帝单独与太子谈话时所说的旁边的天字49号、天字61号、玄字3号的考生“在考前托人连夜将弊卷偷放入号房内”的设定比较合理。而且这个“偷放弊卷”的时间应当安排在李柏舟换房号之前进行，才能与剧情的走向对得上）。

如果顺着太子在伪信里的逻辑，如果考卷是在考前有意被放置在号房内用来栽赃与太子有关系的顾、陆二人的话（因为放试卷的人并不能未卜先知的预料到后来李柏舟会挪房号），那么随着李柏舟随后更换了号房的号牌，在开考后由于部分考生的房号向后挪了一位，这两份弊卷就理应出现在更新后的房号为天字47号、天字59号的两位考生的号房内（许昌平的弊卷则应出现在更新号的玄字1号房内），而不是顾逢恩和陆文普的房内，这样才既符合逻辑，又符合调查到的事实。但事实却与之不同。这就说明太子说谎了，他所说的齐王与李柏舟故意构陷顾陆二人以扳倒卢世瑜的一套逻辑通通都说不通了。

再顺着在更新后的天字48号、天字60号和玄字2号（错号之前的天字49号、天字61号、玄字3号）三间号房内搜出弊卷这个事实说下来，就算李柏舟真的有栽赃的行为，那他的目标也应该是祸害天字49号、天字61号、玄字3号的考生，与顾逢恩、陆文普何干？这样一来，顾陆二人就由受害者变成了受牵连者。既然太子口口声称李柏舟之所以要栽赃陷害卢世瑜，是因为正好有顾逢恩、陆文普这两个与太子和卢世瑜都有关系的人参加考试，让李柏舟构陷卢世瑜徇私舞弊有了可乘之机，但是按照既成事实，顾、陆二人却根本就不是李要“陷害”的受害者，这样一来，太子所指控李柏舟的罪名也就同样不成立了。再加上安平伯出巨资买通了天字49号、天字61号、玄字3号的三位考生出来作伪证，反咬太子事先泄题，反而坐实了太子栽赃李柏舟的罪名。皇帝说太子和李柏舟在这个案件中都栽赃了对方，其实并未说错。只是太子栽赃在前（窃题），李柏舟栽赃在后（错号），太子却由于识人不明而遭到了反杀。

如果事情只是到了这一步，那顶多是太子栽赃不成，李柏舟全身而退，双方不输不赢的局面。但是太子还有更大的麻烦。他竟然愚蠢到模仿老师卢世瑜的笔迹，这不是贼喊捉贼，授人以口实？所以难怪皇帝骂他败得很难看。要知道卢世瑜在剧中的设定是当世书道大家，能模仿到他的笔迹的七八分相像，笔力造诣也必极高，当世寥寥无几，就那么几个嫌疑人，人家不怀疑到你太子头上还会怀疑到谁头上？到时就算你真的清白，人家一口咬定你，你不死也得脱层皮。所以太子这个错误犯得可真是低级，你要模仿造假，总得模仿那些容易模仿笔迹之辈才对，要不然人家三秒钟就查到你头上了，毕竟排查三万个嫌疑人难，只用查三个就省时省力多了。卢世瑜就是想到了这一点，才又重书了一遍试题替换了伪题，为太子背锅顶罪。皇帝从真伪卷字迹无异，自然也猜出来造伪题的人是谁，能令卢世瑜拼死也要力保。

在第七集里，我们看到了两场截然不同的教训皇太子的戏，一场是吏部尚书卢世瑜以老师的身份用戒尺惩戒太子，一场是皇帝萧睿鉴以父亲的身份用严辞斥责太子。它所展现出来的是对太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爱。虽然对象都是同一人，但是两位长辈演员用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表演方式：王劲松是收着演，整个过程中表现得比较含蓄内敛，重在表达内心之哀戚沉痛；黄志忠则是外放的方式，全程情绪起伏比较大，乍一看给人以用力过猛的感觉。曾经看到有评论认为在这一段中王劲松演得比黄志忠好。但是这个观点，我是极不认同的。两位老师的演法都没有问题，说黄志忠演得不好的，是没有正确理解这段戏中的人物关系以及所想要表达的内涵。

两个人演绎方式的不同，首先在于两个人的身份不同。卢世瑜是臣，这个身份决定了他心里再痛心、再不满，也不可能对太子甩脸色，就象李柏舟对齐王那样，虽然是岳父，但在女婿面前也基本上以“臣”自称。所以他心里痛心疾首，也只能隐忍；而皇帝是君父，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了他可以在儿子面前摆出任何脸色，一切全看他的需要和心情。其次则在于两个人不同的性格，卢世瑜是握瑜怀瑾的谦谦君子、当世大儒，性格属于那种绵里藏针型的，所以待人本身就温和，尤其是对于自己本来就器重不已的太子；皇帝则带有更多的匪气和痞气。

从皇帝和卢世瑜对待太子的态度上，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爱。虽然之前我们分析过，太子把缺失的父母之爱投射到老师卢世瑜、舅舅顾思林等人身上，但还是可以看出，卢世瑜对待太子的爱，更象是母亲的慈祥之爱：包容、亲切、关怀，语重心长。戒尺打在太子手板，痛却在他的心头，痛心的是太子不走正道，失却初心；而皇帝对太子的讥讽呵斥，则完全是父亲的严厉之爱，在只有父子两人单独相处的场合，他卸下了君主的威严，完全变得跟天下普通的父亲一样，为儿子的恨铁不成钢而暴跳如雷，训斥到后来，满脸的表情写着大大的“心累”两个字，那种失望、郁闷到气馁的纠结，令人动容。在这两场训斥太子的戏中，我反而更喜欢皇帝与太子这一场相对来说爆发力更足一点儿的戏（不得不说我的口味真的有点儿与众不同，哈哈）。

两种不同的爱，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看问题的出发点，以及不同的目的。老师看重的是太子的道德操守；皇帝看重的是太子的能力。这是因为两个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师傅注重的是太子如何处世，而皇帝注重的则是太子能否当家。所以师傅教的是让太子“修身”做君子，这一步只是为人处世的起点；而皇帝教的是让太子“平天下”做君王，这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因此我们看到了，师傅痛心于太子丧失了初心，想走终南捷径；而皇帝失落的则是太子的能力不足以托付。所以你们能看到，两个人都训斥太子，但原因却各不相同。让卢尚书扎心的是“谁告诉你这世上有易行的路？”，而让皇帝抓狂的则是“我就知道你败了，而且败得难看之极！”虽然皇帝也斥责太子玩弄权术陷害亲王和大臣，但是本身就以玩弄权术起家的皇帝，内心深处其实并不反感太子操弄权术，他所痛心疾首的只是太子能力不足兼又心浮气燥，把权术玩砸了。所以此刻他眼中的太子，真的是有点儿扶不起的阿斗的样子，让他失望透顶。

卢世瑜对太子那番语重心长的教训，使得这部剧的格局变得恢弘博大，而有别于过去那些专注于朝堂或后宫撕逼、具有某种“偷窥癖”嗜好的权谋宫斗剧。它所提出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一个近乎永恒的争论：道与术孰优孰劣的问题。

说来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特别是儒家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都秉持重道而轻术的传统，特别是自汉末旧儒学（汉学）倒塌以来，经过漫长几百年的冲撞、融合、改造，到了宋代终于形成将儒、释、道合而为一、彼此交融的“新儒学”（宋学）以后，更是高张理学、心学两大虚无缥缈的道学大旗，而将各种具体实用的技艺都视为“奇技淫巧”的末技而长期忽视，结果便在近代以来面对船坚炮利的洋枪洋炮而“不学无术”、束手无策，他们信奉的那一套道统，对付不了洋人的武器，自信便垮掉了，遗毒迄今。

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术反而比道更重要？其实也不是。

关于道术之争，常让我想起《资治通鉴》卷192记载的那段著名的魏徵与唐太宗关于忠臣、良臣的对话。当时魏徵被御史大夫温彦博在唐太宗面前告状说他行为不检点，有偏袒亲戚的徇私行为。太宗召魏徵御前诘问，魏徵说希望太宗让他做个良臣，不要让他做忠臣。太宗便问他二者有何区别，魏徵说：良臣让自己获得好的名声，君主得到好的声誉，子孙世代相传，福禄无疆。忠臣就像比干一样，自己被杀了，君主得到恶名，国破家亡，光他自己得到了一个忠臣的空名。二者相去甚远。

看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魏徵所说的良臣与忠臣的区别在于：良臣有术，忠臣有道，也就是说，良臣大多有能力，而忠臣大多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而且我们还能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良臣大多出自王朝的承平时期，尤其是王朝初创至达到鼎盛的上升期，而忠臣多出自王朝衰没乃至覆亡前夕的乱世，即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矣。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仔细想一想就不难明白。当王朝鼎定胜局之后，四海归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然没有效忠于谁的取舍，而国家草创，百废待兴，自然能者容易冒尖，而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所以并不特别关注人才的德行操守。最典型的例子要数西汉开国功臣陈平。陈平微时在里中，每逢社日，陈平便为社宰，在祭后为里中父老分胙肉，甚是公平，受到父老的一致称赞：“陈孺子这个社宰做得真是称职啊！”陈平由此感慨道：“唉！如果有朝一日能让我陈平宰割天下，也会象分这些胙肉一样干得漂亮！”陈平虽有才，可惜品德不好，据乡里人传说他还有昧金（贪图贿赂）、盗嫂（与嫂子私通）的劣迹。他先后在魏王咎、霸王项羽处效力，降汉后被刘邦破例授以都尉，并为参乘，又令典护三军，很见亲信，引起周勃、灌婴等沛县旧人的不满，他们便在刘邦面前打诋毁陈平品行不端，刘邦心生疑虑，就把陈平召来责骂。陈平辩解说：“臣在楚时听说大王能够用人，所以才来归顺大王。因为来投时身无长物，不得不受金以为资用（这等于是间接承认了自己受贿的事实）。如果臣的计谋策划能为大王采用，请大王用之；如果一无用处，那么大王所赏赐的金银器用，我请求缴还给官府，并乞求大王放我回家颐养天年。”刘邦还是爱才，遂信用不疑。刘邦手下谋士，首推张良、陈平，但张良抓总体方略，使阳谋；陈平抓具体实施，使阴谋，无一不谐。陈平智计百出，往往能够把一个抽象的方针策略转化为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行动力非常强。特别是刘邦晚年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白登山七日，士卒因大雪冻伤无数，如果不是陈平使计厚贿单于阏氏，刘邦几不得脱。陈平后来封侯拜相，特别是文帝时绛侯周勃辞去右丞相一职后，左丞相陈平更曾独相一时。可见陈平尽管品行不佳，但因为才能出众，所以才能为刘邦所用，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名相。

然而陈平这样有才而无行的人，如果身处另一个时代，恐怕就没那么幸运了。同样是在西汉，宣元时的名将陈汤就是这样的例子。陈汤同样才华横溢，而且也胆大（从他矫诏发兵攻杀郅支单于一事即可见其端），但同样从年轻时代起，他就被认为行为没有节操，不为乡里所称道。即使斩了郅支单于的首级，也因为是矫诏出兵而只封了个关内侯的爵位，朝廷不追究他矫诏之罪已是万幸。晚年时又因为行事不检点，特别是贪财受贿的老毛病很被诟病，以至宦海几浮几沉，甚至从能在汉成帝身边参赞军事的从事中郎一撸到底，发配到敦煌去做了个戍边的普通小兵，后来还是汉哀帝感其有功于汉家，才放他回还，死在长安家中。照理说他功勋卓著，阵斩单于，又喊出过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宜县（悬）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样一个于国家立有大功的人，早该封万户侯了，可陈汤至死爵不过三百户的关内侯，离爵位最高的通侯（彻侯，避汉武帝讳改称通侯）始终差了一级，令人唏嘘。

为什么同样是有才无行，陈汤却命途多舛，远不如陈平幸运？其实还是时移势易之故。他所处的西汉晚期，制度已经完备，典章也已大观，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个人才能突出的刺头儿，反而是能严格执行制度、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良吏，也就是所谓的“循吏”。于是官员能够照章办事、严格执法，个人品德端正这样的素质就显得比较重要了。这个时候，如果人人都象陈汤那样行事不拘一格，逾矩行事，那国家非乱套不可。所以，象陈平、陈汤那样的人才，在乱世制度崩坏时期，可以非常手段、便宜行事，是能混得开的，甚至如鱼得水，能够平步青云也说不定。但是到了国家承平，制度上了轨道之后，他们就没有市场了，一个平庸但是守纪律、道德水平良好的官吏，更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能够为此作证明的是《汉书·循吏传》，列入传中的文翁、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五位循吏中，除文翁为景、武时人，召信臣稍晚为元帝时人外（宣帝时应已入仕为官），其余三人都是汉宣帝时的能吏，而与他们宦迹对应的这一时期正是西汉历史上经济最繁荣、国家最富强、国力最强盛（综合国力超过了汉武帝时期）、人民生活最幸福的时期，甚至于元康四年的谷价曾跌至五钱一石，这是西汉历史上有记录以来的谷价最低值。

如果把才能比作是“术”，把道德看作是“道”，那么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卢世瑜对于太子恃才弄权而偏离正道的行为痛心疾首。因为历史上这样偏离初心越走越歪的“人才”在为君者中大有人在！隋炀帝是个才子，他曾当面对君臣自夸：如果这个皇帝需要靠考试得来的话，我也能考中这个皇位！但他不恤下、妒贤嫉能、自矜拒谏又劳民伤财，最后只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另一个有才的皇帝唐玄宗，不但治国理政是一把好手，还精通音律，懂得享受，颇有文艺范儿，但他自恃才华，轻率的随意更改国家制度，晚年又耽于享乐，怠政养奸，结果造成藩镇坐大，不仅酿成安史之乱的灾难，还遗祸子孙，唐朝从此再未恢复元气。至于象宋徽宗、明熹宗那样的有才但是无道的昏君，更是让人无语了。剧中的萧定权，运用权术栽赃、陷害政敌，这种将人性中至恶的阴暗面发挥到极致的劣根性，性质已经不仅仅是象前述那几位皇帝那样拿才华来挥霍了，而是将才华用来作恶，这才是让卢世瑜细思极恐之处。在卢世瑜的意识里，君子只须防范小人的中伤即可，君子作恶，那是无异于渴饮盗泉之水的可耻行为了。所以他谆谆告诫太子：君子行路，不单要提防小人对自己的伤害，更要提防的是和小人对抗时，自己对自己的伤害……。因为初心一旦丧失，人性就会被恶所吞噬，再要找回来就难了。（很可惜的是，这世上丧失赤子之心而被人性之恶所吞噬的人却着实不少，所以才会有《诗·大雅·荡》所慨叹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遗憾。）或许正是有鉴于此，卢世瑜才会千方百计想让陆文昔进宫去陪在太子身边，他知道太子面对的恶意实在是太强大了，如果没有一个相知的人与他相守、互相扶持，一个人想要撑下去实在太难了。

从前上学时学韩愈的《师说》，全文第二句就是“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当时不明白韩夫子为何要把传道排在授业、解惑前面。后来年岁渐长才逐步明白了他的这个排序极有道理。因为在人生的旅途中，为人师者也不过只能陪你走过其中的某一小段旅程，而只有授之以渔，传以道业，才能令后学弟子举一反三，拥有自学自砺的能力，从而养胸中浩然之气，修成君子文章道德。

人生在世，最理想的是道术兼济，游刃有余；次一等的是有道而无术，虽然平庸，可得无咎；最差的是象陈汤那样有术而无道，多误己身。

经过科举案的博弈，最终皇帝以牺牲卢世瑜为代价，保全了太子；太子为了保卢世瑜，被迫以同意齐王留京为条件，来换取李柏舟等人不将事态扩大，案件草草了之，最后卢世瑜以带罪之身致仕，以正常渠道致仕的待遇就没有了，而实际要伏诛于斧钺的，只有受人指使出面窃题的礼部老吏赵敬宁。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数不胜数的被牺牲者当中从来就不乏小人物的身影。

案件结尾时简略交代了一下许昌平的神秘身世，且待在日后剧情中展开。太子在送别老师后，和嘉义伯顾逢恩在马上有一段关于许昌平从号房中查出来的试卷是否只有一份的问答。我暂时想不出来这一小段戏的目的何在，且留待日后有更多线索时再解锁吧。在信息极少的情况下仓猝冒然的下结论，不但不够严谨，也很有可能会偏离事实真相，还是多留些耐心吧。

本来之前李柏舟等人的预定目标就是让齐王留京，而通过一系列的运筹帷幄，成功实现了赵贵妃事前“看来能让大王留下的，就只有太子了”的预定目标。虽然未能一口把太子摁死吃掉，但是齐王一系已经从之前冠礼案后处于守势的劣势成功翻盘，双方又回到了势均力敌的原点，达到了新的暂时的权力平衡。要扳倒太子，可以徐图于来日，倒也不必着急，反正权谋斗争不但比的是谋略和纵横捭阖的运作手段，也比的是耐心，而齐王一方现在正处于得势的上风，可谓春风得意，他们有的是耐心。

可是有一个人失去耐心了，那就是皇帝。因为儿子一顿操作猛如虎的低幼运作，卢世瑜倒台顶罪，让他精心维持的权力平衡，开始加速向着李柏舟一方倾斜，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在后续的剧情中我们就看到了他果断出手整治李柏舟了。从已爆出的直到第十八集的预告花絮中我们都能看到，皇帝为了扳倒李柏舟，拿太子当枪使，把太子逼得惨兮兮的。但是太子这边也不全是坏消息。其中一个就是陆文昔是不可能被许给齐王做侧妃的，而张陆正的女儿是一定会成为太子妃的。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太子在后面被虐得越惨，李柏舟离倒台就越不远了。个中原因，我们放在下一篇中再讨论吧。

（本章完）

通过科场泄题案的将计就计，齐王一党放逐了卢世瑜，迫使太子主动向皇帝请求齐王留京，成功扭转了之前的劣势，扳回一城，与太子的较量又回到了势均力敌的原点。

从第7集到第11集，剧中的局势是开播以来少有的平静，以至于太子难得清闲，竟然抽时间谈了场恋爱。但这种平静其实只是表面上的假象，实质则是暗流涌动，这不过是形势一触即发之前的平静罢了。

我们在上一篇的篇末曾经提到过，在经过两次激烈的交锋之后，李柏舟把自己送上了皇帝的绞肉机。那为何张陆正的女儿终将入主东宫中馈，而陆文昔虽然与太子是灵魂伴侣，却依然难免抱憾出局的结果？这个结果只要看一看当时的朝局就能明了。

当前的朝廷是这样一种形势：六部之中，已有户、礼、兵、工四部为李柏舟所掌控，京营诸卫中，也有三卫是李家军，特别是精锐且士众的天长卫（唐玄宗天宝七载曾改“千秋节”为“天长节”，取意“天子万年”的吉语作为皇帝圣诞的代称，剧中此卫以“天长”名之，即是皇帝亲军），李相国可谓名副其实的权倾朝野。仅有的没有落入他之手的刑、吏二部和御史台，也是岌岌可危。甚至于，随着卢世瑜的突然致仕下野，他离职前就已经在展开的人事安排未能如期完成，吏部这个六部中最重要的部（吏部掌文官的任免、升黜与考课，户部掌钱粮与度支，是六部中最重要的两个部）突然出现了权力真空，立即便成为各方势力角逐力求掌控的所在。再加上刑部尚书张陆正本来就是首鼠两端的墙头草，所以尽管从表面上看科举案后太子和齐王打成了平手，但局势对于太子这一边其实是不利的。

有一个问题很有趣，值得探讨一下，那就是为什么数十年来以李柏舟那么强的手腕，却始终没有掌握吏、刑二部以及御史台的风宪官（风宪官就是掌监察百官、纠劾不法的监察官，相当于现代的纪委、监察部的官员。因为在御台史办公，故又称“台官”；他们又与掌谏议的谏官合称为“台谏官”。唐宋时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掌纠弹，通称为台官；以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掌规谏，通称为谏官，合称“台谏”。汉代时御史台内遍植柏树，常有乌鸦栖于树上，故御史台又有“乌台”的别称；御史属于言官，也因此而被衔恨讨厌他们的其他官员借此贬称为“乌鸦嘴”）？原因当然还是因为皇帝不让。从品性上来说，卢世瑜是廉吏，李柏舟是能吏，所以皇帝各用其长，让李柏舟去做行政官僚的首脑，用其才干，而让卢世瑜管着朝廷用人的枢纽吏部，又从道统上成为台谏官的领袖（因为御史台官员中不少是他的门生故吏，他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座主），实质上统率着监察系统（虽然他并不是御史台的官员），领导着一帮清流替他维护法纪，所以数十年来朝廷才能惨淡维持，没出什么太大的乱子。所以看似卢世瑜的清流在官僚集团中属于弱势的少数派，但他们执掌枢要，牢牢地控制着人事和舆论这两个在当时官场中最要害的部门，所以隐隐能与李柏舟一伙分庭抗礼。所以皇帝用人，并不全凭官员本身的善恶是非，而是用其长，避其短，一切全凭圣心独运之妙，这是帝王的御下之术，他们其实非常明白“水至清而无鱼”的道理，与标榜“君于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君子们是不同的。

那么当卢世瑜倒台后，可能出现什么局面？如果李柏舟能力够强，他能够塞一个人空降到吏部去做尚书，或者上书提醒皇帝让吏部的侍郎转正（六部的正长官为“尚书”，副长官称作“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就可以通过售恩而把这个新的吏部尚书变成自己的人；再加上刑部尚书张陆正的骑墙不定，六部全盘落入李柏舟之手就是指日可待。但这个局面对于皇帝来说太可怕了！所以他要开始打击李柏舟，削弱他的势力了。

但是李相国在朝深耕数十载，爪牙密布，根深叶茂，连去陛见皇帝都得带四个跟班给他设帐挡风，后面屁颠屁颠的跟着拍马屁的礼、户二部尚书，要铲除他岂是一朝一夕之功？所以皇帝准备来个曲线救国，用的是迂回切香肠的搞法，先断其四肢，翦其羽翼，只要四肢斩断，羽翼折损，再要动他就好办了。

所以他选择了最容易下手的安平伯赵壅下手。在这之前，他已经安排安平伯去了一趟富春干钦差。富春在哪里呢？就在今天浙江杭州市下辖的富阳区，属于江南最富庶的核心地区。不得不说，皇帝这一手真的是很厉害。他知道安平伯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财，那真是拼了命的爱财啊。剧里肉袒请罪那会儿，听说家产充公了，老泪纵横，可人家伤心的是钱没了，不是命没了啊……他也真是心大，我猜皇帝如果象对太子那样给他出个送命单选题，要财还是要命，他十有八九还是宁可不要命不能不要财的。所以呢，皇帝就派他到江南最富丽膏腴之地去做钦差了。他知道安平伯肯定守不住操守，肯定要大肆搜刮一把，所以他这着实在是太高明了。搜刮民脂民膏的恶名、罪名都叫安平伯一个人担了，结果一转手，把他搜刮了半生的财富一古脑儿没收了，安平伯白忙活了一场，打秋风变成了替皇帝打工。而皇帝呢？赢得了一个惩贪的贤名、没收了安平伯的家产，打击了李柏舟的势力，还敲山震虎震慑了赵贵妃母子，让他们娘儿俩稍微收敛了点儿，而且还白吃白拿了一大笔钱充作军饷去堵顾思林的嘴，真是好处都让皇帝一个人占了啊。他做生意真的太精明了。

这剧里的皇帝萧睿鉴应该是属蜘蛛的，每次要办人都不主动出击，而是先结一张大网，然后就“南阳诸葛亮，稳坐中军帐。摆起八卦阵，单捉飞来将”。为了要达到打击李柏舟的目的，他明知道卢世瑜调陆英做御史中丞是任用私人，却还是默许放任，原因只在于他要整治安平伯师出无名，就等着陆英飞蛾投火送上门来给他作药引，他才好因故发作，才好怒不可遏，才好恐吓得赵贵妃母子战战兢兢，把吞下的钱吐出来息事宁人。他深知陆英为人耿直，嫉恶如仇，而安平伯和齐王母子在茶马事务上干的那些黑心勾当又正在陆英的监察该管业务范围之内，所以在调陆英晋京这件事上，他和卢世瑜是一拍即合，只不过目的各不相同罢了。

除了精明，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演技精湛，若不是那个小黄门第二次不长记性的说出武德侯派人送来催拨战马的奏章早已摆在皇帝案头，恐怕大家都真的会以为皇帝是被陆英送来、太子奉上的那口茶噎到了，所以才龙颜大怒，发那么大一场火吧？这一幕似曾相识，早在第一集套路国舅顾思林时他就用过了。

宋代茶马榷易中，宋人以劣质茶叶换周边异族的马匹确有其事，但还不至于象剧中所说的皇亲国戚参与其中那么严重。说起宋代的马政，只能用四个字形容：一言难尽。因为先天不足，疆域狭小，宋代无法象秦汉那样拥有河套的天然马场用来饲养良马，后来西夏崛起，宋朝又丢了西北陇右，形势更见蹇迫。虽然也曾象汉朝一样实施过全民养马的政策，但终究还是无济于事，养出来的马匹不堪使用，迫不得已只好向周边少数民族买马。起初直接用钱买，结果发现由于马匹是宋廷必须采购的商品，因而成为卖方市场而导致马价高企，一匹马的价格可换十亩良田，导致铜钱大量外流，甚至于周边的异族收了宋朝的铜钱以后转而铸成兵器，令宋人尴尬不已。后来又改用绢帛，结果发现绢帛等丝织品易被荆棘划破，对于蕃人而言不如皮裘羊毡等耐用，不是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从而导致绢贱而马贵，沉重的财力负担朝廷实在担负不起。经过不断调整，发现只有用茶叶来与周边少数民族易马最为合适。因为宋朝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大都以肉食为生，因此亟需茶叶来解油腻，渐渐便与食盐一样，成为须臾不可缺的刚需生活用品。宋人洪中孚说“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宋臣王襄也说“蕃食肉酥，必得蜀茶而后生”，虽然说法略显夸张，但也相去不远。

当时以茶市马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两处，一处是在陕西，与相邻的甘、青地区的吐蕃榷市体质较好、身材相对高大的河西马匹，充作战马；一处是与西南诸蛮夷榷市身材矮小但负重力强的川滇马匹，称作“羁縻马”（现代在广西还有一种体高仅一米左右的矮马种，因能穿行于山地果树林间而无碍，故名“果下马”），一方面从其中拣选良健者充作军马的补充，另一方面借此来安抚西南土著部族。这两种不同来源的马匹，又因为都来自宋朝疆域以外的蕃邦异域，故又统称作“蕃部马”，简称“蕃马”。建炎南渡以后，南宋又丢失了陕西，与西北军马的榷市完全丧失，羁縻马遂成为南宋军马的最主要来源。由于茶马榷市的主要地区是甘青与西南，因此用于交换马匹的茶叶便采用地理近便的川茶，北宋时为了保证川茶的品质可靠以交易到质量上乘的军马，甚至由国家对川茶设立贸易禁令，由国家专营以保证其货源和质量，此禁至南渡后才逐渐废驰。由于亟需军马，宋朝政府对茶马贸易非常重视，制定了严密的法律，设置专门机构予以管理，在成都设立了榷茶司，在秦州（今甘肃天水）设立了买马司，神宗元丰年间为了协调二司在茶马贸易中的不同利益倾向（榷茶司倾向于高价卖茶，买马司倾向于用优质茶叶买到好马，两者关注不同，目标相异，便时常发生牴牾），使其步调一致、提高效率，遂将二司合并成一个机构“大提举茶马司”（简称为“茶马司”），专门从事茶马榷市的管理。

由于茶马榷市涉及国家利益，由国家专营垄断，因此时间一长，也难免成为贪官污吏渎职舞弊的渠道。以戎州（今四川宜宾）为例，茶马开榷之初便已制定了完备的规章制度，但时间久了，负责茶马互市的官员也因贪利而变得不够耿直，常常以劣质茶叶换取好马，或者故意压低马的价格和等次。积弊渐深，致使远道而来卖马的少数民族同胞受到了损失，运来戎州的马的数量逐渐减少，到了戎州市场上也因官府压价而惜售，有的甚至自己杀来吃掉然后才离去。由于戎州官府对茶马互市市场调控不力，泸州知府何惠于高宗绍兴六年（1135年）奏明朝廷，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严加追查。叙州知府计孝因未及时处理好与少数民族茶马互市的问题，被降职一级处分。

从剧中第5集陆文昔因随调任川蜀路茶马监察御史的父亲在蜀中五年因而熟悉马政的设定来看，剧中安平伯的茶马贪渎案，以及后来导致李柏舟倒台的军马案的原型时代背景都有对宋代茶马贸易史事的参考和借鉴。剧中第16集开头，萧定权骖乘时在皇帝的玉辂上睡着了，当时皇帝手持披阅的是一卷《茶马论》。看到这个书名总让我想起西汉人桓宽所著、被誉为“奇书”的《盐铁论》。宋代茶马榷市与汉代盐铁专营一样，都是对刚需的生活必需品的垄断经营，其中因官府排它性的全盘垄断而导致弊政丛生，剧中这本书的出现所指示的倾向性已经很明显了。

李柏舟为什么能够坐大？从科举案皇帝对太子所说的话中，我们知道他入仕已三十年，超过了太子的年纪（剧里设定是20岁），也超过了皇帝在位的年数（前面第3集，皇帝曾在深夜对着顾皇后的画像诉衷肠，提到太子年幼时爱在潜邸门口那对石狮子处玩耍，这表明皇帝在位迄今才不过十几年），他是先帝时就已入仕十几年的老臣。故而他一步步走上今天的位置，当是出于今上萧睿鉴的亲手提拔。面且提拔他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看中了他的才干，想用他来掣肘当时已经尾大不掉的顾家，为此还跟他结成儿女亲家以示笼络。只是李柏舟的野心太大，位极人臣还不够，还想过一过做国丈的瘾，皇帝提拔他反而成为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废棋。眼看着六部之中他已经吃掉了四部，再加上卢世瑜倒台，张陆正骑墙，他这个皇帝随时有可能被架空权力的危险，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是绝不会让张陆正倒向李柏舟的。为了拴住他，便只有让他死心塌地地站在反李柏舟的阵营之中，所以皇帝属意的太子妃，一开始就只能是张陆正的女儿。为什么皇帝不怕张陆正将来成为第二个李柏舟？因为虽然他善于钻营，才干也不差，但是人品不行，所以在同僚中风评不好，很受鄙视，差不多等同于谁都不屑于沾边的孤家寡人一个，这样的人控制起来可比李柏舟容易多了。

相比之下，卢世瑜为太子选的太子妃人选，更多的是从萧定权的角度来考量的，他所关心的是太子将来的幸福以及能不能保持君子的品德，所以为之觅以良配，并不象皇帝那样首先把利益权衡放在首位。所以说卢世瑜对太子的关爱更象是慈母之爱，不要求儿子有多出息，只要一生过得安稳踏实足矣。

但是卢世瑜选定的人选，却被皇帝朱批以“欠妥”二字予以否决。为什么陆文昔得不到皇帝的认可？事实上，不单是太子妃，就连齐王的侧妃，皇帝也不会让她去做的。因为他的父亲陆英担任的是台谏官的首领御史中丞，这个身份决定了皇帝不得不对此有所忌惮。在私下与亲信李重夔对话时，他曾经说过，陆英担任御史中丞，可；但陆氏女为太子妃，则不可。他用陆英，是用其才干和耿直，但若陆英沾上了皇室姻亲这层关系，那就不但对皇帝无利，反而有害了。因为台谏官掌握着朝廷舆论和风纪，如果陆英的女儿成了太子妃，不论他本人愿不愿意，他手下的台谏官们都会有意无意的站在太子一边鼓与呼，成为与太子深度捆绑的利益集团（本来现在就有清流在为太子站台了），这是皇帝极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宁愿选择势孤力单、人缘不好又容易控制的张陆正，这是陆英出局的理由。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齐王侧妃，如果说陆文昔做不成太子妃，那么她做齐王侧妃的可能性则更小。要知道南宋初年时，奸相秦桧当权，就是因为掌握了台谏官势力，以他们为爪牙，指使他们随意弹劾诬陷反对他的人，党同伐异，翦除异己，以至于权倾朝野横行十九年，连宋高宗也不得不在靴子里藏刀以备不测，秦桧死后他才对身边的将领杨存中说：“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所以皇帝既然不愿意台谏官成为太子的拥趸，自然更不会让其落入李柏舟之手了。收缴了安平伯家产之后之所以下旨让陆文昔做齐王侧妃，只不过是他一贯的打一巴掌再给俩枣儿安抚一下的做法，前面逼顾思林将兵、后面赏齐王玉带后又赐坐骑给太子，都是同样的套路。对皇帝而言，这是赏给你的恩典，但拿不拿得到手，还得看你自己的本事。所以同样是颁赐的恩典，太子才干、谋略得当，为自己挣得了冠礼；而齐王则败在不能齐家，被自家胭脂虎治得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就是两位皇子之间的差别。对于齐王娶不到陆文昔这件事，皇帝自然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也不妨开个空头支票，由着赵贵妃一家去闹腾，到头来不过是赔了安平伯的身家还什么也捞不着，只留下一地鸡毛的尴尬。

从陆英这方面来说，他为人虽耿介，却并不鲁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也是看得明白的，自然也懂得皇帝调他回来是干什么事儿的。于私，从个人这方面来讲，他当然不希望女儿卷入到复杂的朝局中成为各方势力角力的筹码甚至是牺牲品（从这一点来说，他的眼光看得比张陆正远多了、也透彻多了）；于公，他也明白，不论是与太子还是齐王，或者其他皇子扯上姻亲关系，他都将失去皇帝的信任，更将因此受到掣肘，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更何况，他与李明安、卢世瑜皆是同乡（都是华亭人），与李明安又是故旧。皇帝本来信任的人就不多，李重夔和李明安，一在内，一在外，都是皇帝寄予厚望，可以托付的亲信。然而一旦陆英的身份变得复杂，则李明安势必受到牵累，甚至有可能成为皇帝被迫放弃的弃子，这也是陆英所不愿意看到的。

对于太子而言，还是把事情想得过于单纯、过于简单了。皇家的事，从来就不是民间那种简单的家长里短，因为它牵涉到朝廷各方势力的互动和消长，所以既是家事，也是国事。太子以为能有力量保护自己的爱人，结果说不定却会事与愿违，这在历史上是有过先例的。汉宣帝刘病已刚即位时顶着霍光的压力，“诏求微时故剑”（下诏书访求寒微时遗失在民间的一把旧剑，其实是在隐晦的表达“糟糠之妻不下堂”的意愿。典故“故剑情深”即指此事），把结发妻子许平君扶上了皇后宝座，结果不曾想反而令她成为了被歹人加害的目标。三年之后许后分娩，霍光的续弦妻子霍显指使御医淳于衍在皇后产后调养的药中加入附子。附子大补，却是产妇禁服之药，许后服药后不久即崩，令年轻的皇帝悲愤不已。虽然后来宣帝将妻子葬在杜陵的南园，为她起了象征昆仑山形状（昆仑三重）的三重陵冢（封土堆）以示隆重，又为她册了“恭哀”的谥号以作纪念，使得许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谥号的现任皇后，但亦于事无补。汉宣帝是中国历史上最痴情的皇帝之一，除了“故剑情深”，他和许后的爱情悲剧还给我们留下了“南园遗爱”这个典故。后来他虽然又册立了故交王奉光的女儿为皇后，却终身不宠幸，因而王皇后无子，专心抚养失恃的太子刘奭（后来的汉元帝）长大，母慈子孝得以保全；宣帝因为许后的缘故，即使对太子非常失望也不忍见废，宁负江山不肯负亡妻。位于杜陵南园的许皇后陵冢，相隔6500米与陵园中央的宣帝杜陵遥遥相对，因其陵冢规模小于杜陵和王皇后陵冢，当地人称为“小陵”，又称“少陵”（古代“小”与“少”通用），其所在的少陵塬是长安有名的风水宝地，唐代著名大诗人杜甫晚年自称“少陵野老”，后人世称其为“杜少陵”，所指即此地。剧中预告的太子妃被下药滑胎流产，或许就有历史上许后崩殂这一真实事件的影子。

收缴安平伯的家产，只是皇帝打击李柏舟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射柳案、茶马案，对于他的打击还将纷至沓来，直到他的势力被皇帝完全瓦解为止。由于许昌平在暗中推波助澜，李柏舟在与太子较量的这几个回合中都占了上风，有点意气风发、得意忘形了。他却不知道，自己在与太子的权力斗争中每取胜一个回合，都是离皇帝设下的绞索更近了一步。可叹他还以为是许昌平算计见效，忠心辅佐，却没想到这个寡言少语的许贡士才是把自己带往鬼门关的领路人，这个道理他是要到了断头台上才能想明白的。

为什么皇太子萧定权会相中陆文昔，两人发展成相知相依的灵魂伴侣？答案是很明显的：除了少年人血气方刚，与异性天然的相互吸引之外，陆文昔与他所见过的女子，甚至是与他见过的大多数人太不相同了，以至于对皇太子而言，吸引力是致命的。

萧定权从小接触的人，除了嘉义伯顾逢恩算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以外，大多数都是或精于算计，或明哲保身，或唯唯诺诺之人，老师和舅舅虽然亲近，但卢世瑜谨守臣道，不敢表现得与他过分亲昵；舅舅则身处嫌疑，也不便时常进宫来探望；就算顾逢恩是接触最多的亲戚，也不可能整日待在宫里陪他厮混。皇家亲情淡漠，兼他又不讨父皇欢喜，便时常觉得孤独无助。再加上母亲早逝，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的心情无疑是郁闷而压抑的，他与父亲的互动模式，有点象猫和老鼠的关系，是在相互防备、猜疑和试探中去揣度彼此的心理，结果两个人都痛苦又无奈。

而陆文昔则完全不一样。她成长期中最重要的五年是在蜀中度过的，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她时常需要陪着父亲风尘仆仆的转徙各地，在这种游历中也增广了见识，开阔了胸襟与眼界；兼又母亲早逝，她还要学着母亲持家，照顾父亲，无形中锻炼了能力；而且陆英为人开明，并不特别在意培养女儿的“妇德”，而是把她当男孩儿一样散养（从她的名字文昔是与两个兄弟文普、文晋一样按排行来取即可知道。一般人家的女子取名，是单独另外排行，而与兄弟辈不用同一辈份用字的）。这个野生的象男孩子一般果敢的女孩儿，就如立在鸡群之中的仙鹤，凛然不可侵犯，自然不是那些笼中俗物可以比拟的。

如果说萧定权因为过得太压抑而缺爱，那么陆文昔则由于父兄的开明、宠溺和弟弟文晋的崇拜而被养成了一个爱心有点“泛滥”的人。不止象一家主母那样会照顾老父、爱护幼弟，对待哥哥也是一秒母爱上身，关心起来既体贴又唠叨个没完（想象一下围在自己身边打转不停唠叨的老母亲即视感），连哥哥去应考都要千叮咛万嘱咐地送到家门口，临了还不忘嘱咐一句：“哥哥慢些骑，马蹄要打滑的。”以至于哥哥都不习惯妹妹变得越来越嘴碎，聒噪如物故的亡母。他却没有意识到：原来五年没见，妹妹已经悄悄长大了，再也不是当初那个缠着他要糖吃的小姑娘了。陆文昔是一个拥有“照顾型人格”的人，在一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里长大的她，天生拥有能爱和守护别人的能力。她的性格注定了她不会放弃对父兄的责任，因而当父兄罹难时，她的命运已然注定。这样一个随时随刻都能象搏鹰护雏的老母鸡一样准备为家人奋不顾身的人偏偏叫萧定权撞上，又岂能不让人瞬间感受到她浑身散发出的那种灼人的暖意？这两个人在性格上有着鲜明的互补属性，彼此都能在对方身上找到自身的缺失，所以才能互相吸引，就象聪慧却缺爱的黄蓉，在笨拙却踏实的郭靖身上找到了安全感，便一生不渝一样。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陆文昔在性格上与太子已故的生母顾皇后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一样的美丽，一样的聪颖（在冠礼案中，太子回忆帮张内人藏断簪，尽管他藏得很周密，结果还是被顾皇后很快找了出来，这个细节已足够展现顾皇后的聪明），一样的优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在寻找陌生的异性作为恋人时，是有天然的参照标准的，这个参照标准就是自己的父母。父母是人们走出原生家庭之前最熟悉的异性，因此当面对陌生的异性时，人们倾向于以父母作为参照的标准来选择异性伴侣。从小与父母关系好的，会倾向于找与父或母性格相同或相近的恋人；反之则会找与父或母性格相反之人，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出于安全感的选择。前者辟如萧定权选择陆文昔，后者如黄蓉选择郭靖。所以萧定权在对陆文昔有了初步的了解后，会从她身上看到若干自己母亲的影子，这种相似性唤醒了他儿时庇护于母亲羽翼下的温暖的感觉，会让他不自禁的感到安全、踏实，从而自然而然的产生想要接近的心理燥动。

所以当两个人在刑部大牢中初次邂逅，她的聪慧、勇敢、为了救护家人而奋不顾身的坚决，乃至矜持守礼的端庄，都给了萧定权非常深刻的印象，让他对眼前这个弱小的女子刮目相看。带她进刑部大牢，是感动于她“不问理由就会相信，没有力量也要保护”的勇；不自觉的被她吸引，是震惊于她仅能通过细致的观察和清晰的推理便能窥破他真实身份的智；对她心生好感和信任，始于她端严自爱的礼；再到张衙内揭破陆文昔“候选太子妃”身份的时候，太子惊喜之余已经完全认可她了，情不自禁的起了保护欲，把她划入“我的人”阵营内。爱情有时候就是来得这么莫明其妙，有些人天天见面，可还是无缘牵手；有的人还未曾见面，却已彼此倾心，萧定权和陆文昔就属于后者。

原著中形容这两个人，是所谓的“小怯而大勇”，这是他们心性上共通的地方，所以才能志同道合，即使历尽重重险阻也最终能走到一起。陆文昔在刑部衙门口质问萧定权的那句“不用理由就会相信，没有力量也要保护”，就是对“小怯而大勇”这个评语最形象的注解。“没有力量”是客观的能力，而“不用理由就会相信”和“保护”则是主观的意愿，客观实力的孱弱不足恃，与主观意愿的强势不可撄，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得到辩证的统一，就塑造出“小怯而大勇”的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个体。这两个小怯而大勇的人，因为太多的背负和危机四伏的际遇而不敢相互付出全部的真心，却都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天真良善和对真情的渴望，守护着那微如一豆孤灯的良知。他们是不曾被浊世所亵渎的一对璧人，无瑕如玉，令人惋惜。

这对恋人，在剧中是以双鹤作比拟的。不仅因为鹤在中国古代是高洁、优雅、通灵的象征（古人常将修身洁行而有时誉的人称作“鹤鸣之士”），也是爱情坚贞的一种动物。在自然界中，鹤类由一雄一雌组成家庭育雏，终生不渝，一旦其中一方亡故，另一只孤鹤也不会另觅伴侣重组新家庭，比人们视作爱情象征的鸳鸯要忠贞多了，因为外表光鲜的雄鸳鸯不但每年都会换“女伴”，而且是在繁殖完后就拍拍屁股溜走了，孵蛋和养育幼稚的任务都留给雌鸳鸯独自完成，实在是不折不扣的“渣男”，哈哈。

剧中两人的三次未曾谋面的“相见”，也设计得很是巧妙，是前期剧情中感情线的高光时刻。第一次在刑部大牢的相遇，陆文昔着帷帽（剧中称作“冪离”，误。冪离是遮罩全身的长帽，其制短至颈、肩者，习惯上称作“帷帽”），二人之间隔着一层经纱；第二次卢尚书府内宅（一般有身份的官员宅第院落，按功能区分作外堂和内宅，外堂用于会客，内宅是安置家眷的生活区，内、外之间会隔以墙垣及门以保护内宅的隐私。按当时规矩，客人和男性仆役非经允许是不可以随意进入内宅惊扰女眷的，所以陆文昔才会放心无虞的在院子里挽起袖子以系襻膊。若非太子、赵王这等有特殊身份的人可以得卢府允许从后门入，是见不到陆文昔的）偶遇，二人隔着一座画屏风；第三次太子亲去陆府求亲，两人隔着一道布帘恨别。

在这三次相遇中，太子有过三次询问陆文昔为何不肯以真面目示人，第一次在刑部大堂上问她：“屋里头，还戴什么冪离啊？既然害怕，就不要逞强。”陆文昔答：“不是害怕，殿下毕竟是外男。”当时两人的关系尚处陌生；第二次是次日鞠谳后出了刑部，在衙门口，风吹起帷帽的帽裙，文昔半露真容，害羞以扇障面，太子调笑说：“是因为外男吗？”文昔羞答曰：“跑了一天，妾的胭脂，都已经花了。”当时经张韶筠的揭破，二人已经互有好感，甚至都已在内心里认定了对方是自己的一生所属，所以面对太子试探性的发问，文昔则以“胭脂花了”为借口作答，实际上是在婉转的向太子传达爱意，表白在自己内心中已将太子视作可托付的亲近之人。

第三次在卢府内宅，文昔担心在太子面前有失仪态检点，羞避于屏风之后，太子调笑问她：“胭脂又花了吗？”她则应以“立必端直，处必廉方。妾乱头粗服，不敢面君王。”她所应答的前两句“立必端直，处必廉方”，出自东汉人李尤的《屏风铭》。李尤其人名声不著，曾受诏参与刘珍等编撰《东观汉纪》的工作，最高做到乐安相（乐安国的国相），撑死了是个二千石的郡国守相级别（相当于现代的省部级）的中层官员。他生平酷爱“铭”这种文体，以至于“门阶户席，莫不有铭”，但文学造诣平平，刘勰《文心雕龙》评价为“李尤赋铭，志慕鸿裁，而才力沈膇，垂翼不飞（志向上追求采裁宏大，但才力欠奉，文采不能腾达）”，因此据说他著有一百二十首铭，却都没能完整流传下来，仅在后人著录中有所辑抄。这篇《屏风铭》即是其一，流传下来的只有八句：“舍则潜藏，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于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不用则收起贮藏，用则张立陈设。竖立时必定端正挺直，驻止处必定刚直方正。可以遮蔽风邪，可以抵挡雾露。承奉于上，遮蔽于下，都不失其常度）。文昔所答的两句，表面上说的是屏风张设时的形态，实际上也表达自己的处世态度，正好借由遮隔两人的屏风来回应太子的提问，可说是很机智也很应景了。所以太子也和以此铭的后两句“奉上蔽下，不失其常”，既是赞文昔应对得体且有急智，又是称许她待人接物的态度，无论是对象太子这样的上位者，还是对卢府仆役这样的在下位者，都很得体大方，所以接下来便赞她的性格很适合官场（感觉这是在为后面文昔入宫的际遇暗戮戮盖章啊）。两人一答一和，都不离“屏风”主题，却都已闻弦歌而知对方的“雅意”，十分有趣。这种文人之间唇来舌往打机锋的优雅，只有知己的人能懂，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共情方式。《鹤唳华亭》这部剧难得的透着儒雅的文艺气息，虽然是架空题材，但剧中将服化道和礼仪典章定格在“郁郁乎文哉”的有宋一代，从剧中随处透出的浓郁文化气息中，我们仍不难窥见这个被陈寅恪夸赞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的文化璀璨时代的若干风采。

这种含蓄的表达，在先秦及两汉的贵族阶层中曾十分流行，甚多用于外交辞令之中，形成一种特殊的优雅，以至于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两汉的诏书中多有引用五经词句者，形成一种优雅的典范。西汉人刘向所著《说苑》中有一篇《奉使》，也记叙了这类优雅轶事，可为一观：战国时，魏文侯将太子击封于中山，三年不通来使。太子舍人赵仓唐自请使于魏，谒见文侯后，文侯问赵仓唐：太子喜欢读什么书呢？仓唐答曰：《诗》。文侯又问：他喜欢《诗》中的哪些篇章呢？仓唐对曰：《晨风》、《黍离》。因为《晨风》首几句是“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那疾飞的晨风鸟，飞入苍郁的北林了，我好久不见贤明的君上，内心忧愁不能忘怀，奈何！奈何！难道他早已将我遗忘了吗？），《黍离》首几句是“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那垂垂的黄米，那稷谷的幼苗；我慢慢行走在征途上，心中十分烦恼，了解我的人说我心忧，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有何奢求？悠悠的苍天啊！这是为什么？），文侯由是知太子因久疏而有怨望。于是文侯赐太子衣一袭，遣赵仓唐连夜送回中山，限鸡鸣（古时辰名，即后世丑时，相当于今凌晨1～3时）时送达。太子起床拜受之后，打开衣箧，发现衣服是颠倒放置的，赶忙对赵仓唐说：“赶紧驾车返魏，这是君侯在召我回去。”赵仓唐觉得奇怪，就回应说：“臣返回的时候，君侯并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啊。”太子解释道：“君侯赐我衣物，不是因为寒冷的缘故，而是要召我回去，所以敕命你在天亮前的鸡鸣时赶到。这是用的《诗·齐风·东方未明》里‘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东方尚未破晓，做臣下的为了赶上早朝，慌张之间，穿颠倒了衣裳，颠来倒去间，已有人从君侯之处来催召我了）的典故。”于是太子击马上返回魏国，后来还顺利继位，就是魏武侯。倘若太子击未能“闻弦歌而知雅意”，就与君位失之交臂了。

当太子说出“可待……那要看你，是不是要一起去啊？”并订下大相国寺之约的时候，文昔没有作答，却取下了太子搭在屏风上的披风。看到文昔的这个举动，太子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这种无声的回答，既符合文昔该有的矜持，又非常巧妙，所以文昔一取披风，太子就懂了。在《诗·国风》的《郑风》里，有一篇《子衿》，是这么写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青青的是你的衣领，悠悠的是我的心境。纵然我不曾去看你，你难道就不给我寄传音讯？青青的是你的玉佩，悠悠的是我的情怀。纵然我不曾去看你，难道你就不能到我这来吗？走来走去张眼望啊，在这高高的观楼上。一天不见你的面啊，好像已经有三个月那样长！）文昔取走太子的黑色披风，就是在借《子衿》中的“青青子衿”这一句在向太子表达爱意和思念。太子怎能不欣喜若狂地发出“除了她，还能是谁呢？”的感慨？这种隐晦而含蓄的表达爱意，相比于时下流行的直白而霸道、略显粗俗的各种“咚”式表白，更显得优雅而高级，具有独特的东方美学的深邃意境。自2006年的《贞观之治》以来，终于又见到了一部真正古意盎然的典雅之作，真让我有种“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后汉书·光武帝纪》）的悲喜交加的感觉。天知道当年在《贞观之治》中第一次见到史书中一再提及的“衔枚”情景被准确地还原呈现出来时，我有多么惊喜！

太子与文昔在卢尚书府内宅偶遇屏风定情的名场面，是本剧前期感情线中最动人、最唯美的桥段之一。这一段编得很见心思。按剧中的设定，两人屏风定情是在春闺放榜之日，清明将近之时。中国古代定“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按现代天文学的计算方法则以太阳黄经达15°为清明，约在阳历4月5日左右，农历则在三月初一前后，当在仲春、季春之交。在中国北方，季春之初正是飞絮的时节，所以剧里庭院内正有柳絮不断飘落。剧中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很是微妙。中国人的四时月令，讲究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各随时令而动。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春主生，春天万物复苏，正是繁衍孳生的季节，也是男女恋爱定情的季节。成书于战国的《周礼·媒氏》甚至有这样令今人瞠目结舌的明文规定：“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允许未婚男女在仲春之月自由相会，“奔者不禁”。所谓“奔”，是指无媒而自行婚嫁者，在当时本来是上不得台面的污点行为。孔子之母颜徵在就是因为叔梁纥未聘而娶之，所以一直被后世诟病与叔梁纥的婚姻是所谓非法的“野合”。但是当时周朝官方仍然会在仲春时节“网开一面”，放任未婚者自由恋爱选择伴侣。这一习俗本是上古时代群婚制的孓遗，直到现代，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将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定为男女相会、唱山歌表白定情的节日。周代的婚礼也多安排在仲春前后进行。在笔者所志愿服务的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的漆奁画。这幅中国现存时代最早的通景画（类似于现代的“连环画”），以柳树将整画分隔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空间，每一空间内画一场景。由于画面中出现了柳树，出现了《仪礼·士昏礼》的“六礼”中提到过的挚雁、墨车、豕（猪）和犬，所以有学者认为它描绘的是包山楚墓的墓主邵佗生前婚礼时的情景，是一幅《婚礼图》。编剧安排太子与文昔在仲春之末这个明媚的日子里相会、定情，具有别样的浪漫意义。

隔着屏风，文昔为太子解读自己所画的图画。两人心意相通，都觉悟到“可得解脱处，唯神佛前与山水间”，并为之神往。从太子深慕之的神情来看，抛却朝堂上的纷争乱斗，化身闲云野鹤，与阿昔如双鹤般自由翱翔于九皋之际，俯瞰流连于山水之间，恐怕是他求之不得的幸事。有意思的是，两人在全剧中各自出现的第一个镜头，太子萧定权凝神盘坐在大相国寺的蒲团之上，而陆文昔则纵情驰骋于巴山蜀水之间，两人所得到的不过是不同形式的暂时解脱与宁静。对于萧定权来说，由于从小生长在深宫妇人之手，所以他对于这份自由的向往与渴慕，比陆文昔要强烈得多。剧中对于太子渴慕这片山水的着意刻画，或许也是对他最终结局的某种暗示——如果确如某些观众所说，作为编剧的作者梁园改了原著结局的话。这也与屏风上陆文昔所续的两句诗“世间多少金谷客，数声鹤唳念遥遥”相呼应。太子有朝一日抛却这金匮玉堂构筑的樊笼，带着阿昔挂冠归去，观蜀江水碧，听华亭鹤唳，看暮春三月的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才是我们下意识里最期待看到的大结局吧。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乱世——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页。在这个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大乱大争之世，诞生了以陶潜（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一批以吟咏歌颂田园山水为题材的诗人，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表达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潇洒，远离人心鬼蜮，在真善美的大自然中求得了心灵的解脱。几乎是在同时，随着儒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汉学”在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被强权政治摧毁，经学衰歇式微之后，玄学和佛教趁机渐次兴起，慰籍着经世理想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摧残凋零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苦闷的心灵。不仅佛教迎来了它传入中国以来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留下了蔚为大观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原生在中国本土的原始道教也参照和借鉴佛教严密的组织形式完成了其宗教正规化的历程，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诞生了象陶弘景那样不世出的道教大师，隐隐有了与佛教分庭抗礼的资本。或许正是因为那个时代太过苦难，太过沉重，所以才迫使人们更多的在神佛与山水之间寻求解脱吧。

太子和文昔的心意便在这三问三答之中，无形的越来越接近了，达到了心意相通的神交之境。有意思的是，第一次见面，两人仅隔着冪离的一层轻纱，太子虽然看不见文昔的容貌，但是对文昔整个身体是没有隔绝的；第二次见面时两人之间隔了一座画屏。虽然文昔整个人被隔绝在屏风背后，但透过稀薄的绢帛，还是能隐隐瞥见其形；第三次见面时，陆英婉拒了太子求亲的请求，太子不得不隔着厚厚的帘缦对着帘后文昔的影子隔空表白：“可待的意思……请你，再等等我。”从隔着冪离，到隔着画屏，再到隔着门帘，实际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反而是越来越远了。不知作者这样写是有意还是无心，但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

两人缘悭三面，在陆文昔这一方各有理由：外男、胭脂花了、粗头乱服。对于一个受到良好教养的官宦小姐而言，仪态是非常重要的，更何况还是面对心仪的男子、尊贵的皇太子殿下，自是更不能失了仪态和礼数而令对方看轻。好不容易确认了太子准夫婿的身份，精心画好了胭脂，贴了花钿，换上了盛装，却又因为父兄的阻止而错过了第四面。到了太子找上门来表白心迹时，却只能隔着一道浅浅的布帘，为了成全父兄澄澈宇内的理想而无语凝噎。

让人格外意难平的是，这对有情人的情路一旦被大时代的洪流所裹挟，便注定了其艰辛坎坷、前途难料的结局。

（本章完。下一章《射柳风波》敬祈期待！）

笔者按1：本来按计划是要顺着之前已付梓的5篇继续往下写，但目前感到有必要打断一下之前的剧评，提前把昨天（12月16号）更新的4集内容的剧评先写出来。所以剧评（6）《射柳风云》、（7）《骖乘之祸》、（8）《山有木兮》、（9）《军马弊案》这四篇暂缓更新，待写完了这一篇，再在一边更新最新篇幅的同时慢慢补足。

笔者按2：这一篇从12月17号开始动笔，到今天28号完成，足足花了11天的时间，若从上一次更新12月12日算起，更费去了16天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这固然是因为年底了各种忙，既要应付单位的年终报表和述职报告，又要抽空为省博的志愿者们准备一期关于冕服和弁服的讲座，紧赶慢赶的在做PPT（99页的PPT两个小时只讲完了60页，还剩三分之一没有讲完），还在同时追《鹤唳华亭》和《剑王朝》，每天只有鸡零狗碎的时间凑起来码几个字；但更重要的还是这四集剧本身的信息量太大，要消化理解再写出来，殊非易事。我已经尽力了。这一篇写得很苦，但我也同样觉得它在目前已攒好的几篇剧评中，无疑是最深刻、最有价值的一篇。所以写完之后，在动笔下一篇《易虐难欺》之前，竟有些心力交瘁的疲惫感。这一篇能有多少人认同？又会被多少人訾骂吗？知我罪我，其《春秋》乎？

昨天（16号）更新的第32—35集，剧情犹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太子和阿昔还在山呼海啸般的宫闱乱斗中狼奔豕突，狼狈不堪，看得追剧的观众也是心塞切齿，周一扳倒中书令李柏舟的爽感，也被昨天这四集疯狂收割人头的虐戏扫荡得荡然无存了吧？四集，收割了主要角色的四颗人头（陆英父子、李柏舟、太子妃），平均每集一颗，这还没算因为连坐而一同被族的李柏舟的三族几十口人，以及太子妃腹中刚刚会动的胎儿。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惨烈，令人不禁扼腕长叹：为什么这么惨？

那我们不妨按时间顺序来梳理一下从李柏舟下狱直到太子妃遇害为止的时间线，看看这四集当中主要讲了哪些事情：

（1）、张韶筠出狱，李柏舟入狱。

（2）、张陆正向太子汇报军马案鞠讯情况，太子指示尽快结案，以十日（一旬）为限。并警告张陆正，让他摆正立场，坚定意志，不可再逡巡犹疑，也能做到象李柏舟一样“侵略如火，不动如山”。

（3）、太子深夜接见陆英，希望他能留下来辅佐自己，并许以中书令之位。但陆英心有余悸，已萌去意。

（4）、太子不察之下冒冒失失地在张陆正送来的李柏舟涉案处置人员的花名册上圈示赤李氏三族，同时命令张陆正开释陆英父子。

（5）、太子妃劝太子纳顾内人，两人心情轻松，早早休息了。

（6）、顾内人深夜向太子辞行，准备进宫述职后就离开报本宫随父兄还乡。她向太子表明欲相忘于江湖，太子怅然若失，回应以不若相忘于深宫。太子离去后，顾内人将卢尚书托给她的太子私印放入太子的多宝匣（文具盒）内。

当文昔说出父亲告诉她的“相濡以沫，只是佳事；相忘于江湖，才是幸事”时，太子有所感，回以“相忘于江湖，不如相忘于深宫。”这时太子已舍不得她走了吧？所以用“相忘于深宫”这样的借口来婉留。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出自《庄子·内篇·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音“许”）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及《庄子·外篇·天运》：“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是说两条躺在已经干涸的泉眼里的鱼，彼此吐着湿气和唾沫来相互润湿各自的身体，以求苟延残喘，这样固然让人感动，却远不如它们互不相识，却能各自在烟波浩渺的江湖里自由游嬉那样逍遥自在。卢尚书期望文昔能与太子相濡以沫，却不知道只有外间壮丽的山河，才是能容得下文昔的那方广阔天地。她落窠于宫禁深重，是对太子的救赎啊！可已放下前情的阿昔固然不愿再与太子有相濡以沫的瓜葛，却连彼此相忘于江湖也做不到，千折百转之后，还是深陷到宫闱里来，做了那与太子相濡以沫的涸辙之鱼，一起苟延残喘。只能叹一声造化弄人。

（7）、李柏舟在狱中自诉平生，讥讽陆英。

李柏舟下狱后，仍然狂悖不止，叫嚣自己的外孙仍然会是将来的太子，虽然自己殒殁，但家族将来还有赢得翻身的机会。他何以如此笃定？因为他知道，内忧外患的皇帝，在解决了萧墙之内以后，下一个该轮到的倒霉鬼就是手握兵权又与皇帝离心离德、桀骜不驯的顾氏了。所以虽然太子目前正炙手可热，但将来鹿死谁手，谁又知道呢？不得不叹服中书令眼界之开阔，思维之缜密，对皇帝微妙心态的把握之准确，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准。

另外还有一点要值得注意的是，之前军马案时，李柏舟捏在手里用来要挟众官员的账册，是有副本的。虽然太子烧掉了正本，但副本还在，李柏舟依然用它来要挟刑部侍郎杜蘅就范，有一个杜蘅把与自己有关的那一页撕下来泡在茶里喝掉的镜头。那么剩下的那一大本账册副本哪里去了？后续的剧情中一直没有交待，但看样子是转入了齐王的手里，就看它对以后的剧情有没有推动作用了。那可都是朝廷大小官员的命根子啊！只要一天不找到，李柏舟的余孽就依然能够利用它来兴风作浪。不但皇帝寝食难安，太子也将受其害。所以李柏舟在狱中能说出那样的狠话，不是没有底气的。

这一段自诉中，我们得知李柏舟出身高门，那么与同样是高门的江东陆氏联姻，也在情理之中（这更象是从六朝到晚唐以前才习以为常的事情）。但他偏偏又与那些寒门一样是通过科考的途径走进官场的，这个设定有点迷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正是因为科举在宋朝的扩大化最终击倒了本就已经在前唐武则天时代开始不断遭受打击、又经残唐五代乱世几番摧折的高门士族，以至于在宋代，门第在官场上已经几乎无人看重了。或许李柏舟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发生，毕竟属于高门的时代已成过去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嘛。

（8）、顾内人进宫述职，与五大王萧定楷在宫中惜别。

（9）、太子在杜蘅送来质询的花名册上看到了陆英父子的名字，大惊失色，命杜蘅和游鸣飞马去救，仍于事无补，张陆正挟私斩了陆英父子。杜蘅和游鸣出报本宫门时，正遇上述职回来的顾内人。

（10）、顾内人临行前践诺教太子妃《少司命》剩余的诗句，未完而遇张陆正前来求救，惊闻父兄死讯。太子大发雷霆，张陆正只得跪在报本宫门前请罪。

（11）、太子妃为父求情，在太子书房门口长跪至晕厥，王翁责备顾内人为何不劝劝太子爱惜有孕在身的太子妃。

为了给父亲求情，太子妃慌乱之下向太子下跪求饶，还说出了等将来把孩子生下来以后自尽谢罪这样的话来，让太子手脚冰凉。他质问太子妃：孩子的外公和母亲是罪人，你是想让他将来跟我一样吗？

看到这里，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三年前的那场旧案，顾皇后和国舅顾思林在皇帝眼里是“有罪”的——这样我们就或许明白了一点当年这场秘辛的缘由：皇帝之所以不肯给急急忙忙赶来母前尽孝的太子开宫门，就是要诱使他犯过，然后以处分太子做为要挟，逼顾思林交出兵权。所以三年前的那场旧案，即使太子确实孝道有亏，又有用假军报诓开宫门危及君父的忤逆之举，但皇帝还是没有给他处分（只罚他给顾皇后守孝三年），原来其中的奥秘在于，舅舅顾思林用自己手中的兵权、以解职赋闲在家为代价换来了皇帝不追究太子的结果，一如剧中开篇时他用领兵出征为太子换来了冠礼一样。

这么一想，这个爹爹萧睿鉴，连自己每日里肉麻的将“卿卿”念在嘴边的老婆死了都要拿来卖个好价钱，也未免太渣得狠了些。而从最新的剧情来看，他还真是本性难移一点儿也没变，为了让不听话的顾思林听话，他不惜用把被他儿子认定为杀妻仇人的一个妾妇扶上皇后宝座的方法来恶心太子和顾思林。他还暗戮戮的让李明安又是明着送邸报、又是暗着看似无心的向顾思林透露了立后的消息，变着法子就是一定要让顾思林知道：大舅子，我这回又恶心到你了！他想把顾思林诓回来监管居住（就象三年前那样），却又不想背“卸磨杀驴”的恶名让天下人说闲话，于是就“没有旨意”，弄得就象是顾思林因为顾虑太子而“自愿”“擅离职守”一样，真是甩得一手好锅。顾思林是真的爱护太子，所以明知是皇帝挖的坑，为了太子也义无反顾的赶回来往坑里跳。即使他知道，光凭“擅离职守”这一条罪名，皇帝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他摁在家里让他从此再也出不了京城，更何况皇帝还没有追究他没有擒杀敌方首领的过失呢？（不过顾思林也不是好惹的。逃脱的敌方首领是真的他们在战斗中疏忽了以至给了人家逃脱的机会，还是他有意纵敌？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他不是不懂。留着一个总也打不死的小强作为朝廷的癣介之患，他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皇帝说他“养寇自重”，也不能完全说是冤枉了他。）

（12）、太子在书房观赏文昔所绘的《翔鹤图》，文昔来为太子妃求情，顺带取回了偷偷放进太子多宝匣内的太子私印。文昔从自己房里找出麻绳，以绳为绖（麻做的丧带，一般缠在头部或腰部，在首的叫首绖，在腰的叫腰绖），按道理，绖不是戴在首，就是系在腰，都是要在显眼的位置，以示孝子之诚，而阿昔却只能偷偷戴孝，既不能在首，亦无法在腰，只能暗戮戮的系在腕上，藏在袖子里。要不是太子妃给她涂丹蔻，旁人是发现不了的。

有意思的是，第31集太子妃赴登华宫寿宴的时候，皇六子萧定梁也在手腕上缠了这样一道麻绳，似乎也有结孝于腕的意思。或许这也是促使顾内人难以抉择的干扰因素之一。据有的书粉说定梁后来跟太子和阿宝的关系较好，两人死后，遗下的儿子阿琛是托付给了定梁带着，而且定梁还是由定权教育过的（我自己没看过原著，不知道是否是这样？），这样的设定隐隐有继承了太子人品、才识的衣钵的寓意。

顾内人之所以先前将太子私印偷偷放进多宝匣，是因为即将别离，今后再不相见；如今却又取回，则是因为既然要留下来想办法找张陆正报仇，就不想因为被太子发现了私印之后追问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随后太子因为顾内人的劝说而欲去陪伴被自己冷落了一天的太子妃，却突然被皇帝召见，临行前吩咐顾内人照顾好太子妃。顾内人离开太子书房时，先前被太子打开的画已经被收好放回了匣内，或许表明文昔已经看过了画，知道太子的心意了（笔者注：从目前已播出的到47集为止的情况来看，文昔又似乎只是把画放回了匣里，并没有打开观看画的内容。此处暂存疑吧）。这个小细节为后来太子从刑部救下她后，“带着监国印信”到御前要求三法司公审太子妃中毒案而当面顶撞皇帝，皇帝拂袖而去后，文昔主动握着太子之手安慰他埋下了伏笔（因为确认了太子心中仍顾念着与阿昔的情分，所以顾内人才放下了心结，主动去握太子的手给他以安慰和支持。从这一刻起，爱不爱他，或者怨不怨他都已经成为过往，都已不重要了。经历过在下位者受到的摧折之后，两颗易碎的心从此粘结在一起，彼此取暖和给予依靠。有人认为太子刚死了老婆这么快就和文昔在一起不合理。但其实这份情感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彼此舔舐伤口的怜。就象卢世瑜期望的那样：在他最难的时候，有个懂他的人陪在身边，让他能过得下去）。

（13）、皇帝召见太子，夸奖了一番，却让诚惶诚恐的太子心里犯起了嘀咕。从晏安宫出来的时候，他问许昌平皇帝在行宫，回来之前说了啥？许昌平告知以皇帝问齐王想不想回京。太子这下子就紧张了，生怕齐王回来了和赵贵妃一齐使力保下李柏舟，担心前功尽弃的太子急忙命游鸣去通知张陆正赶紧杀掉了李柏舟。这下子把皇帝惹毛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皇帝心中打起了小算盘：他暂时还不想要李柏舟的命，因为被李柏舟盗卖军马贪没的那些钱，还没有完全找到，还没有尽数落到他的手里，在这之前，他还想留着李柏舟的命来实现他的利益最大化。在边情如火的当下，在皇帝心中再没有比搂紧钱袋子更紧要的事了。所以听说安平伯被抄出来的钱数远远不达标，又听说太子拿它去安抚前线将士，皇帝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什么？安抚前线将士？那不都是你舅舅的兵？国家的钱要你拿去示恩卖好？你安的什么心？后来太子妃出事当晚把太子召来当面质问账簿的事，更是把老爹气得心塞：这么重要的账簿你居然烧了？人心叫你给买去了，那叫我以后拿什么作恩典赏给臣子们？你是要架空我是吗？所以老爹就对太子不满意了。本来前期拿捏李柏舟的时候是满意的，结果没想到处事如此不谨，到底还是“让朕失望”了啊。

另一件让皇帝不满的事，是陆英父子死了。陆英一死，清流没了领袖，监察节制百官的力量就削弱了，这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虽然御史们都是死硬的臭脾气，让人生厌，但绝对不是朝堂上可有可无的点缀，失去了一个有才能又有名望、能让百官们收敛的御史中丞，对皇帝而言绝对是损失。更何况陆英还是他亲自下旨从边疆调回来的人。张陆正无疑也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后面皇帝拿陆英的死来敲打他，逼他配合就范，他就服软了。

从之前扳倒李柏舟受到皇帝嘉奖，到对李柏舟案处置不当，接连出岔子，引发皇帝不满，充分暴露出太子能力上的不足，以及政治上的不成熟。他最大的毛病有这么几个：（1）、做事毛躁，瞻前不顾后，总是因为对困难考虑不足，没有留足后手而被对手抓住了弱点予以痛歼。之前科场案是这样，行宫里邸报案是这样，就是后来的军马案，如果不是顾内人在打马时提醒了他，估计他又要败北。所以看来卢尚书想把文昔安排到他身边的做法是对的。外有许昌平，内有顾阿宝，两个都是谨慎多智之人，有这两人联手保驾，太子在与反对他的人斗智斗勇时才多了几分胜算。（2）、容易感情用事，轻信于人。给张陆正钻了空子坑死了陆英就是典型的例子。太子之所以轻信了张陆正而未加提防，还是因为太良善，低估了人性之恶，以为张陆正、陆英都是自己这边的人，又是同一座主的同僚，所以想当然的以为他们在自己麾下能前嫌尽释、同衷共济，却低估了张陆正的私欲作祟，结果酿成无法挽回的恶果。（3）、仍然是感情用事，对于必须庇护的人千方百计想庇护，反而导致处事的不公。比如碍于对太子妃的怜爱以及现实的政治考量而打算包庇张陆正，这种偏私的做法不仅伤害了陆文昔的感情，在皇帝那里也成了市恩卖好、以裙带结党的恶行，反而讨不了好。以上这三条，哪一条对于一个要执掌天下的君主来说都有可能酿成不可预估的恶果，试问皇帝怎么可能不失望、不心塞？说实话，若我是皇帝，这样的太子我也想把他换掉，他的处事能力实在太堪忧了。

（14）、赵王萧定楷突然提议给赵贵妃办生日宴，并建议请太子妃和齐王妃同来赴宴，以缓和齐王与太子的关系。

（15）、太子感染了风寒，仍带病在书房里批阅文书（对太子不满的皇帝此时却在宫内说风凉话：他宵衣旰食做给谁看！），蔻珠和顾内人都来给太子送汤药。顾内人向太子汇报了登华宫邀请太子妃赴宴的消息时，太子先是指示顾内人不要让太子妃吃寒凉的食物，随后又反对太子妃去赴宴。同时让顾内人转告太子妃暂不处理张陆正。

（16）、太子妃为顾内人指甲染丹蔻，同时悄悄告诉她孩子会动了。文昔百感交集。这时蔻珠过来送礼单，太子妃随后改了主意，决定前往登华宫赴宴。想必是没了主意、犹豫不决的她，在顾内人因父兄新丧而精神恍惚，没心思帮她出主意的情况下，她急病乱投医，向蔻珠询问主意，于是蔻珠就用前去赴宴，消弥太子与齐王的矛盾，会给太子以助力为说辞打动了她，于是头脑简单而又一心为丈夫着想的她便欣然前往，却料不到这于她而言本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鸿门宴。下毒之人心思狠毒，非常熟悉她全以丈夫的喜好为喜好的行事作风，故意把毒下在了太子幼时爱吃的蜜酥食之中，来赚她上钩。她一个无辜之人，死得实在太冤。

（17）、太子妃带着顾内人进宫赴宴，临行前顾内人告诉太子，太子妃有事要告诉他。进宫之后，在灶房内煎药的顾内人被姜尚宫警告离开，抛不下为父兄复仇之心的她不甘心追到门外，却意外撞见前来寻她的太子妃。知晓了顾内人真实身份的太子妃羞愧万分，向陆文昔下跪谢罪（这一幕被登华宫的宫人们看见，成了指证顾内人戕害太子妃的证据之一）。陆文昔强忍悲愤，命人搀扶崩溃无助的太子妃去赴宴。

崩溃的太子妃哭泣着对顾内人的连连发问：“顾内人，你不去么？”、“我很害怕，我想回家。”、“殿下现在在哪里？”，从她的这些手足无措的表现来看，她确实太无助了，太渴望太子和顾内人的守护，以至于对他们二人产生了心理上的依赖性。她既无辜，又无力，离开了太子的保护、顾内人的扶持，她几乎寸步难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在登华宫里丢了性命。

（18）、宴席上，顾内人端来自己事先尝过的安胎药给太子妃服下，制止了太子妃服用赵贵妃为其准备的酥酪。太子妃与皇六子萧定梁服用了一个指甲与顾内人一样涂染了丹蔻的宫人端上来的蜜酥食，当场毒发。顾内人想到用酥酪可以缓解中毒症状，等待太医赶来救治。无奈只有一碗酥酪难救两人性命，在救与舍的抉择中备受煎熬的顾内人仍然难以同时救下两条人命，眼睁睁看着太子妃撒手西去。太子妃临终前对赶来的太子耳语数句。

（19）、混乱中赵王定楷带着顾内人逃走，遭到太子亲率东宫卫前来搜捕。顾内人不愿连累赵王，赵王无奈只得告诉她一个乳名，让她将来在太子面前以此保命。顾内人走投无路之下只得投湖，被太子亲自下水捞起带回报本宫审讯。

据演员辛鹏在访谈节目中透露，剧版的五大王萧定楷，被抽离了原著中大BOSS的狠戾腹黑人设，改成了痴情守护陆文昔的暖男，从剧中到目前已更完的43集来看，眼前的这个萧郎，几次三番在关键时刻救下文昔性命，这份纠缠不清的情愫表现得还确实不象是路人。

在这场混乱的逃亡中，顾内人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三个名字：阿宝。令人唏噓的是，陆文昔、顾瑟瑟、顾阿宝，这三个名字，刚好与她人生中的三个阶段相互对应。

第六集文昔与太子在刑部大门口道别时，太子曾问及她的名字“文昔”是否“往日之昔”的“昔”，所以在经历了家中的一系列巨大变故之后，陆文昔真的变成了一个“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往昔之人，再也回不去了，无论是对于太子而言，还是对于文昔自己而言，她现在活着，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扳倒张陆正为父兄复仇。正因为这个目的，所以她是断不会与太子相认的，即使太子有所怀疑，她也会千方百计欺瞒下去。因为为了私仇而死一个无足轻重的顾内人，太子是不会过问的，而如果死的是陆文昔，那么太子一定会为了文昔出头。与其把太子拖下水，不如就让文昔作为美好的回忆活在他的脑海里好了，顾内人是绝不会想要连累太子的（有的剧友认为太子之所以这么多集了还没有认出身边的顾内人就是阿昔，是因为他潜意识里没有把他心目中优雅、知性的阿昔与眼前这个行事、身份都惨淡又可疑的顾内人联系在一起，人们总是愿意记住心上人最美好的那一面，所以内心中给初恋开了美颜、加了光环的太子压根儿就没有把日子过得灰头土脸、惨兮兮的顾内人往阿昔那个方向去想。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所以，估计直到剧终，陆文昔应该都不太可能与太子相认了。这样，既是对往事的瘞藏，是对太子的保护，也是为了不辜负五大王萧定楷和姜尚宫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她送进东宫来的成全。识大体的阿昔，是真的准备放下过往，就扛着顾内人的身份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正如第40集皇宫里为庆祝立后大放焰火的那个夜晚，她对太子感叹的那样：“真的期盼过，真的很想亲近，很想得到，可总也靠不近，总也够不着。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事情就这么发生了。等回过神来才发现，就算有过，也都磨灭了。”几许心酸，多少无奈，就让它烂在顾内人的肚子里罢。

至于顾瑟瑟，“瑟瑟”一词，含义很多，但最基本的有4种：（1）、指碧绿色。如：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2）、萧索貌。如：周天石《和南村原韵》：“瑟瑟荒郊悬落日，滔滔沧海决横流。”；（3）、寒凉貌。如：雍陶《和河南白尹西池北新葺水斋招赏十二韵》：“坐中寒瑟瑟，牀（床）下细冷冷。”（4）、发抖的样子。如：《官场现形记》第十四回：“（媒婆）只剩得一件布衫，跪在地下，瑟瑟抖个不了。”这四个意思里，无论哪一个，都很符合陆文昔现时的状况。新遭丧乱，父兄沦为刀下之鬼的她，心情之寒凉萧索，处境之战战兢兢，自不待言；便是她新取得的内人身份，也只是“半江瑟瑟”而已。在中国古代，由于地势西高东低的特殊地理格局，形成了“天高西北、地陷东南”、江河大多向东流的形势，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定势中，五行里代表东方方位的青色就具有了卑位用色的心理暗示。秦时庶民戴青黑色的头巾，被称作“黔首”；汉代则称豪强家的僮仆奴客为“苍头”，因为他们用青色头巾包头；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怀帝被前赵君主刘聪所俘，刘聪令他着青衣（青色衣是奴仆服装的颜色）为晋朝降臣行酒（斟酒），晋臣痛哭失声；唐高宗龙朔二年，因怕深青乱紫（八品官的深青色常服，易与三品以上官员紫袍的颜色相混淆），故令改作碧绿色。所以“瑟瑟”这个名字，也与顾内人此时身份的卑微相暗合。

姜尚宫为何要让她姓顾？在原著里，阿宝化作这个姓是为了接近太子，引起他的注意的。原著中的顾内人是先有了“阿宝”这个化名，其后才又被太子取名叫作“瑟瑟”（有书迷认为这是太子在讽刺她是齐王、赵王中的某一个派来卧底的细作），剧里则恰恰相反。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顾瑟瑟”未必真的象姜尚宫所说的是一个已放出宫外的故人，而很有可能是她胡诌的一个名字。至于让陆文昔姓“顾”，则原因还是跟原著一样，是为了引起太子的注意，便于接近他。此“顾”解作“回首之顾”，可当陆文昔回顾既往，却只留下一片泥泞到不堪回首的惨淡记忆，满载的是无尽的哀伤与忧愁。在这样卑微到尘埃里的景况下，自尊心强又倔强的顾内人又怎么可能以仰视的姿态去乞求太子居高临下舍予她的爱情？两个人目前身份、地位的不对等，如果顾瑟瑟得不到对她动辄打骂虐待的太子的尊重和平等对待，两个人就不可能相爱。她现下这种守在心上人身边却爱而不得的拧巴状态，象极了当初屏风定情时太子在屏风对面跟她说过的那句“有的人，就算就在眼前，也还是会思念的吧。”——太子思念远方的离人阿昔，却不知她目下就在眼前；太子朝夕都在顾内人视线之内，她却只能缅怀那已消逝在风中再也回不去了的旧情。

有意思的是，这个阶段的顾内人，几乎全程以中性化的宫人装束出现，几乎没有展露出特别明显的女性特征，反而是一副十分禁欲的压抑风格，这也是与她这个阶段的情感走向相暗合的。中性化的让人雌雄难辨的宫人装束显露出的是些许暧昧难明的晦暗气质，与她当前正处在模糊不定的感情空窗期的剧情设定也是互相吻合的。

她的新名字“阿宝”，本是太子的乳名，只有少数人知道。原著里有一段太子的评说：“阿宝阿宝，你便是这名字起坏了。在这世上，谁人会当你如珍似宝？”太子如是说，既是在说顾阿宝，也是在说他自己。到了这个阶段，相同的名字，相近的遭遇，也为两颗饱受蹂躏摧残的心互相靠近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太子放下在上位者的身段，以最大限度的平等来待她、怜她、包容她、挚爱她，才能够抛开一切羁绊，与她一起共赴深渊。

三个名字，代表恋爱的三个阶段：文昔是回不去的过往初恋；瑟瑟是门不当户不对的重重阻隔；只有阿宝，两个都叫阿宝的人，名字、身份相对的平等了，才能够爱在一起。

在独属于萧定权和陆文昔的爱情中，还有一件与两人的情爱相关至切的重要信物：梅花香。而在两人的情感纠缠中，梅花香也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状态，恰与两人情愫的三个阶段相对应：当顾内人还是陆文昔时，太子用心为她调了香，无奈却始终送不出去，最后还是无奈的错过（阿昔手中的画和太子印信也是如斯）；当陆文昔成了内人顾瑟瑟，来到太子的身边卧底，梅花香也被暗藏于金匮，连被太子从河边捡回来的画一起被束之高阁，躲在那个让太子既看不见、也忘不掉的角落（近在眼前却又让太子见而不知的阿昔不也正如那幅画的命运一般？），代表着太子已经无奈放弃了与阿昔的感情，阿昔也将太子印始终收藏在身边，不肯与他相认，与之相应的，也是现实中顾内人与太子误会重重，始终如草芥蝼蚁般在生死边缘挣扎着奋力求生；当经过宗正寺的捶楚共患难之后，太子接受了顾内人，他似乎从眼前这个聪明又倔强、似乎总是在给他惹麻烦的女子身上看到了当初那个让他感慨会“不知要惹出多少事端来”的陆中丞家的女公子的影子，他准备要开启一段新的感情了，于是又拿出那罐珍藏的梅花香来。虽然当初太子妃去世时他曾一度追悔未曾将梅花香赠给妻子使用，但这反而证明了在他的潜意识里，这罐梅花香，只是属于他和陆文昔两个人的，只有对的人，才能够正确的打开它，太子妃虽然是个好人，但与这香事终归还是无缘。

梅花在中国古代是傲骨抗雪的象征，极有风骨而高雅，自古就是君子的象征之一，而剧中的梅花香，虽然香料本身与梅无关，但据说是因能散发类似于梅花的淡雅香气而得名，所以也就象征着萧定权与陆文昔两个人的爱情，是君子之间那种相知相守而又含蓄淡雅的爱情，也是这两个都有傲骨的清白之人的象征。金庸先生在他的名著《射雕英雄传》中，把黄蓉以女装与郭靖初见定情的情节安排在大雪纷飞中十里长湖边的梅林之中（在《倚天屠龙记》中，朱子柳的后人朱长龄的庄园也叫做“红梅山庄”），除了同样是以梅花来暗喻郭黄二人力抗蒙古入侵数十载的铮铮铁骨之外，也暗喻了他们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气节，那是一种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坚贞与忠义，就象梅花岭之于史可法一样。同样的道理，本剧中将萧、陆二人的感情比作梅花，就注定了他们的情路会象梅花饱经风雪摧残却不屈不挠，最终绽放于雪后那样，在充满了艰辛坎坷和无尽未知的险途之后，才能修成正果。剧中描摹萧、陆二人情事的插曲《愿得一心人》里有一句歌词“我风雪半生，直到与你相认”，正是这梅花一样绽放的爱情的写照。等到风平雪霁，苦苦寻找对方的二人相认之时，也差不多大结局了吧？

PS：今天看到罗晋、李一桐接受娱情Lab《超时空的TA》专访时称：萧定权和陆文昔的爱情是那种“高级的爱情”，突然省悟：这不就是我们在《诗经》的字里行间遇到的那种爱情吗？周人叙述爱情的方式，的确与汉乐府中汉人直白、浓烈的口吻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会把爱寄挂在“青青子衿”、“蒹葭苍苍”上，而不会象汉人以“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那般决绝与炽烈的方式来表达爱意，周人的爱，含蓄而优雅，的确很高级。

梳理完了这四集的时间线，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简单探讨一下。

（1）、首先是张陆正为什么不顾一切，宁愿冒着与太子闹翻的风险也要除掉陆英父子？

实际上，这并不是张陆正第一次想要借机除掉陆英父子。当军马案时李柏舟等人要对陆英父子下手，太子派顾内人去给张陆正送手信，她就亲眼目睹了张陆正欲置她父兄于死地，且还听到张喃喃自语：“天下岂有王妃之父是中书令，太子妃之父只是刑书的道理？”可见他早就对中书令一职觊觎不已。当看到太子的案头摆着陆英的《茶马论》，政治嗅觉敏锐的他就料到了陆英一旦获释，极有可能就会被正在监国的太子推上中书令的位子，到头来他免不了要屈居于陆英之下，这是他所无法忍受的，不单单是不能容忍陆英爬得比他高、受器重和信任的程度也比他高；更要命的是，五年以前他已经打击过陆英一次，害陆英被贬到偏远的蜀中做了茶马御史，因此他担心的是一旦陆英上位，即使不会挟私报复他，也极有可能因政见差异太大而无法共事（这就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心态了）。为保禄位，他选择了先下手为强。

其次一点，却是因为太子。在第32集中，我们看到了在扳倒李柏舟之后，太子深夜召见了陆英，在陆英经此厄难，心有余悸下已萌退意的情况下，太子却一再恳切的挽留，并属意他接任中书令一职。看到这里，我心中就有了很不好的感觉：太子又有了拼命想要保护、想要留住的人（太子一想挽留人，我就吓得毛骨悚然：又要死人了！）。可是太子吃了那么多次亏，却依然没有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的时候要懂得取舍、学会放手，若是抓得太紧，反而会象握在手心里的沙子那样，攥得越紧，沙子从指缝间漏得越快。

可惜这个道理太子是不会明白的，从小就缺爱的他，越是在面对这样的情形时，反而越是会紧抓不放，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本能，就象溺水的人，不用教他，他也会拼了命的想要去抓住每一根漂到身边的浮木一样。他对待身边看重的人不都是这样么？对张尚服是这样，对老师卢世瑜是这样，对表哥顾逢恩是这样，对陆文昔是这样，对太子妃张念之也是这样。甚至于，他对他那个渣爹的苦苦依恋也是一副百死而不悔的架势。但这些他看重的人，反而成了他的软肋，成了他的敌人借以来摧残他、打击他、伤害他的目标和手段，到头来太子被虐得伤痕累累，但他想留的人，一个也没有留住；甚至他想要的如寻常人家那般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他的渣爹、渣大哥也不肯给他（这个重情的太子啊，傻得让人心疼）。

太子不懂（或者说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张陆正懂，赵贵妃懂，皇帝也懂（所以他还提醒太子不要对太子妃宠得太过份）。所以既然他上了太子这条船，和太子捆绑成了利益共同体，那就绝不允许这种可能会将太子致于死地的危险发生（归根到底他还是怕自己成了被殃及的池鱼，断送了自身的前途），所以张陆正动了歪心思，想将这事态掐灭在萌芽状态。他这样做，于公，是帮太子消灭潜在的隐患；于私，是为了他自己能少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但他的为公，由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牵扯，归根到底其实还是为了他个人的飞黄腾达。这个人的自私狭隘、无耻之甚，也是让人大开眼界。

此前卢世瑜给张陆正的评价是“人尽可君”，太子给他的评语是“虽然有才无德，但也是个干才”，他之所以能爬上卿贰的位子，靠的就是出众的理事才干，加上精于算计、善于钻营的头脑。只是没料到的是，他算计陆英在前，自己也反而被人算计，女儿无辜丢了性命，又因为种种苟且被太子扫出阵营，落了个左右不是人的下场。可悲，可叹，更可恨。

太子最终选择包庇张陆正，并不是默认了他的做法，也不完全是屈服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更不是因软弱而选择了退让，纯粹是出于对太子妃无辜引咎的怜悯而爱屋及乌。但就是这样无奈的选择，无形之中却对就在一旁的陆文昔造成了伤害。救了一个，伤了一个，这个结果，有意思（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2）、第二个想要讨论的问题就是：陆英父子的突然死亡会显得突兀而不合理吗？这样离奇的事情在现实中真的一定会发生吗？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吊诡的历史中，这样离奇的事情曾经一再发生，让我们扼腕兴叹。我一直以为，剧中陆英父子的死，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汉元帝的太傅萧望之之死。因为在《汉书·萧望之传》中，一代儒宗萧望之的死法就正是因为在汉元帝的放任下（或许在他内心深处的阴暗心理中，早就巴不得老师去死了？这样就没有人管着他了。但从官方记载的表面文字来看，汉元帝只是失察，没有洞悉和及时制止，这与剧中萧定权的孟浪轻信于前，包庇掩盖于后的做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擅长操弄律令的宦官石显（跟剧中的张陆正一样是个擅长操弄律令的刀笔吏）再三构陷，最终逼死了萧望之。这样出人意料的惨剧还远不止这么一出，比如周亚夫、檀道济、岳飞、于谦，这些一时名将，诛杀他们的汉景帝、宋文帝、宋高宗、明英宗，前两个是公认的明君，后两个虽然差劲一点儿，也不能算是完全的昏君，可这么荒谬的事情就竟然在他们手上发生了，不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么？

这两天在豆瓣和微博上看一些热心剧友的评论，颇有所得。比如一位叫@渺空烟之远的网友就发现了陆英家中堂里悬挂的一幅字，是朱熹晚年因庆元党禁被贬回故乡建阳后所作的一首《水调歌头》词，因勒刻于其所立“沧洲精舍”大门的石碑上，故亦被称作《沧洲歌》：

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

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致身千乘卿相，归把钓鱼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词中提到的“邸夷子”，是指范蠡，他在助越王句践灭吴之后，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化名“邸夷子皮”，泛舟于五湖之上，后又变身作陶朱公，累致千金，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豪商巨贾。此词中有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意，虽也提到了东门黄犬与华亭鹤唳，似有悔意于仕途，但临到结尾，还是寄望于“吾道付沧洲”，九死而不悔。朱熹如此，剧中的陆英又何尝不如是？为了心中的理想和抱负，他们既敢于直面沉痛的现实，也即注定了悲剧的结局。

《鹤唳华亭》的作者梁园在叙事上似乎很钟情于隐晦的春秋笔法，同时也很喜欢使用对称性的叙事结构，从而深化叙事所达到的悲剧效果，使得整个故事因为某种宿命论的叙事基调而充满了戏剧张力。我们从陆英父子之死前后的这一段剧情中，陆文昔与太子妃的相处日常充斥着屈原的《九歌·少司命》来看，就会在陆英父子人头落地的那一刻才惊觉：原来陆英之死的荒诞性，竟然可以“归因”于主宰生育的少司命错拿了掌控生死的大司命的剧本的缘故（剧里太子下朝后归来，对太子妃所吟的那一句“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其实不是在说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眉目传情。因为少司命是女性神祗，在吟咏《九歌》时是由女巫扮演的。与少司命“目成”的，正是满堂欲求子嗣的那些“美人”们，她们因为对少司命有所恳求和期盼，所以她们的目光全部聚焦在少司命一个人身上，各以殷殷恳切的灼灼眼神向她祈求。所以这一句用来形容太子妃的眼神对身旁顾内人的时常顾盼和依恋，反而更加合适！哈哈）！所以我们才在屏幕上看到陆英父子跪在刑场上迎来生命最后时刻的同时，画外音里回荡着的，竟然是陆文昔在用舒缓的语调、声情并茂的给太子妃吟咏《少司命》里的华丽词藻！这种文实相悖、画面与台词相悖的荒诞性，再加上本应是飞马赶来刀下救人的杜蘅、游鸣，画面上偏偏给出的是不疾不徐而来的慢动作，舒缓飘扬宣示气氛平静的猎猎旌旗，刽子手的屠刀慢慢斩下，彷佛还来得及从刀下拯救性命……这一切反常的镜头语言，共同营造出一种极不真实的虚幻感，从而将悲剧的美学意义渲染到极致。这一切虚假的幻象，最后在对杜蘅、游鸣冲出报本宫的用意会过意来的顾内人错愕失神的表情中戛然而止，告诉我们：这不是真实的幻象，而是血淋淋的荒诞的现实。是的，现实，就是如此冷酷，命运就是这么无情的捉弄着常怀善意的人们。现实是如此的冷峻而沉痛，让我们如鲠在喉，痛彻心肺。

《鹤唳华亭》中有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极具美感的镜头画面，比如萧定权和陆文昔的风雪初见、屏风定情，陆文昔与萧定楷的雨夜邂逅等等，而陆英父子之死无疑也是这样具有震撼人心力量的经典画面之一。临刑前父子俩的相对一笑，竟隐然让人有复见当年陆机在刑场上感慨华亭鹤唳的错觉……那些年轻的、干净的，或者努力“为儿郎涤清道路，开创清平世界，不要让他们……当鬓不再绿之时，仍然赤足站在雪地中”而奋不顾身的人们消失了，他们去了干净隽永的地方，曾经脚踏过的大地却依然肮脏如故，这是最让人扼腕浩叹意难平的地方。我们注意到了剧中这样一个细节，当李柏舟等着杀头的时候在囚室里喋喋不休，叫嚷着要陆英给他答复的时候，旁边陆英的囚室里居然空了，“这就是你给老夫的答复？”他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冷笑。看看吧！十恶不赦的李柏舟竟然比遭他构陷而获罪的陆英还多活了一天。杀死一个坏人如此艰难，杀掉一个好人却易如反掌，这世道就是这么讽刺啊，呵呵。

（3）、接下来我们想弄明白的就是：太子妃究竟是被谁给害死的？

除开被冤枉的顾内人，嫌疑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人之内：寿宴的主人赵贵妃、寿宴的策划者赵王萧定楷、主持宫人事务的姜尚宫、与太子一家有血海深仇的齐王妃、嫉恨顾内人的陈内人蔻珠。需要声明一下的是，我们这里说的“嫌疑人”仅仅是指主谋，并未包括帮凶。

首先可以排除掉的是蔻珠。因为我们这里要揪出的是这起凶案的主谋。象蔻珠这样的小角色，不过是帮凶而已。在今天晚上（12月26日）更新的剧情中我们已经知道，她不过是受人指使撺掇太子妃入宫赴宴而已，证实了笔者几天前在本章前面的文字中所作的推测。更何况，她只是报本宫的宫人，要在贵妃所在的登华宫布这个大的一个局，以她的能量实在是强人所难。

其次是齐王妃。她并不是那种有心机到能布这么一个局的那种人。她不乏动机，但缺的是能力和耐心。所以也被排除在外了。

剩下的三个人则都既有动机，又有能力。但姜尚宫在其中应该扮演的只是实际执行人的角色，因为宫人归她调度，若没有她的周密安排，谋杀太子妃的计划想要成功会有很大的阻力。所以她并不是主谋，而最大的可能只是胁从。

剩下的一对母子，赵贵妃和她的小儿子赵王定楷，谁更有可能是真凶？又或者他们二人同是真凶？他们都有能致太子妃于死地的能力，那就要看他们的动机谁更合理一些了。就象顾内人受刑时对张尚书所说的那样：谁获得的潜在利益更大，谁就最有可能是凶手。

那么害死太子妃对于凶手而言具有哪些显而易见的好处呢？首先就是可以打击太子本人。其次，可以打击张陆正。本来他和太子的关系就因为陆英的死产生了龃龉，处在决裂的边缘，太子妃一死，他借以与太子勾连的纽带就此断裂，以后还能不能得到太子的信任都在未知之列，这既是对于他本人仕途的沉重打击，又斩断了太子的臂膀，使得太子身边可以依靠的人越来越少。不得不说，这条釜底抽薪的毒计确实非常狠辣。而且原本的甩锅对象齐王妃是罪臣李柏舟之女，她此时的身份尴尬，不但不能帮助齐王，反而成了他的负资产，故而借此将之一并除去，可谓一箭三雕之举。那么这样来看，得利最多的还是齐王母子。

只是赵贵妃再傻，大概也不敢公然在自己的寝宫里杀人背锅，除非她智商超高，擅用“实者虚之，虚者实之”的兵法权谋，可看她平素行事，智商显然还没有这么高，所设计的权术也没有复杂到这个程度。所以她应该也是被凶手坑了一把。更何况，出了这么大的事，连张陆正都自然而然的会想到齐王母子身上，赵贵妃会笨到主动把祸水往自己身上引？所以即使太子咬死不放，皇帝也并不会认为她是真正的凶手。

那么真正有可能是凶手的，就只剩下平素里人畜无害的五大王萧定楷了。要做成这件案子，需要具备好几个必要的条件，比如能调动宫里的宫人为其所用，而巧合的是，前面的剧情中就已经铺垫过了他与姜尚宫的关系非常的好，姜尚宫待他甚至看上去比待齐王和赵贵妃还要好，深夜还要出宫去给他擦药治疗过敏。而他平素行事低调，跟宫里的“小姐姐”们关系也很好，很受欢迎，所以出了这事，极少有人会把看似不争不抢、专心风月与书法的他与凶案联系起来。最妙的是，出事之后他火急火燎的带着顾内人逃亡，看上去对她重情重义得很，并为此吃了赵贵妃一顿打，那么任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因为齐王妃这个第一顺位背锅者的提前离席而把锅甩到顾内人的身上。更何况，他与母亲赵贵妃的亲情其实十分淡漠，想要讨好却时常不受待见，这种过份压抑的情感极易扭曲成对赵贵妃和齐王的怨恨，所以他构陷赵贵妃也有十分充足的理由。

但还是前面提到的，据演员辛鹏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剧里的五大王跟书里那个隐藏最深的心机BOY大BOSS是完全不同的，电视里的五大王只专心搞守护，拿的是守护天使的纯天然无公害绿色人设。这就有点让人看不明白了，看后面编剧怎么圆这个案子吧。

（4）、然后就是：太子妃之死是谁的责任？顾内人到底有没有错？

就象顾内人自己说的：“一碗酥，不是救不救谁的分别，是让谁去死的分别，怎么选，都是错。可我，还是选择了她。”这种将人置于极端困境下的道德抉择，实在是太诛心了。可也正是如此，它才更加的直击人心，更加具有了悲剧的美学意义。就象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那句经典的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是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个一干二净？”

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很熟悉？熟悉到似曾相识？第18集，皇帝逼太子在为已故的恩师卢世瑜议谥和保全陆英全家之间做抉择，太子在反抗之后，还是选择了保全恩师的清誉，为他选定了“文贞”的美谥，代价就是放弃了搭救陆英全家的机会。

看看，人就是这样，在最关键的时刻，潜意识里做出的选择，总是自己最看重的：要么珍视，要么憎恶。你可以称这样的选择是“鬼使神差”，正因为它是潜意识支配下抉择的结果和产物，所以是最真实的人性流露，不论这流露出的是高尚，还是卑怯。

太子和顾内人就都经历了这样一次如炼狱般拷问人性的生死抉择，他们作出的抉择，无论怎么看，都有着令人难以释怀的遗憾。于太子而言，究竟是死人的清誉更重要，还是活人的性命更重要？于顾内人而言，难保为了保住太子妃和她肚中孩儿的两条性命，便可以简单的以将价值量化成数字的方式来牺牲掉另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牺牲两条性命，并不见得就一定比牺牲一条性命更罪恶，同样的道理，拯救两条性命，也不一定就比拯救一条性命更高尚。因为要拯救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个体，而不只是冷冰冰的一个数字。

太子和顾内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道德困境，所不同的只是太子一时用陆英全家的性命换得了老师的清誉，他日后还可以利用自己纳妃大赦的机会再为营救陆氏父子争取转圜的余地，对陆家他还有弥补搭救的机会；而顾内人的抉择却是在间不容发的瞬息之间，三个人的生死只在她反掌之间，决断要更难、更极端。

让我们困惑的是：死了的卢世瑜的身后哀荣就一定比活着的陆英父子的性命更重要么？太子妃母子的性命，就一定比萧定梁的性命重要么？咀嚼这来自灵魂的拷问时，总让我不禁想起安史之乱中为大唐死守睢阳的张巡。为了挡住叛军南下的步伐，不让他们为祸当时朝廷主要赋税来源地的东南半壁江山，张巡在雍丘、宁陵、睢阳等地独木苦支，坚守了两年多的时间，确保了江淮无虞，为唐朝最终平定叛乱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坚守睢阳城最艰苦的日子里，城中断粮，张巡便杀了自己小妾，煮熟了分给将士吃。杀一小妾而活全城，甚至保全江淮、保全东南半壁，保全了数千万人的财富乃至性命，张中丞于大唐可谓居功厥伟，后世自然也不吝称词，清代更赢得配享太庙的殊荣。照理说，这样的牺牲是足以让人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可我却隐隐感到头皮发麻，为何那无辜被烹食的女子就该死？可她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就被历史吞噬了。至今史书里满是对张中丞节义孤忠的褒美，还有谁记得那个为全他忠义而被煮了吃掉的小妾？人们往往只记得大人物的功业或者八卦，而对于成就他们令名的那万千枯骨，直到他们在岁月的消磨中已化为尘土消失不见，自始至终又有谁置词存问过？是的，对于历史的滚滚潮流而言，他们是无足轻重、也是无关痛痒的，可难道这样就能够被轻贱被怠慢被不尊重吗？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于他们的亲人朋友而言，难道就不是世间最值得珍视的无价之宝？难道就应该为了所谓的大义、大局而被轻易剥夺尊严甚至生命？

所以这个困局根本无解。无论是救太子妃还是救定梁，顾内人都将会背上二桃杀三士的精神枷锁，并因此而余生都活在愧疚里，她根本没得选。

但问题是，顾内人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太子妃？

当顾内人陪着太子妃听到父兄被处斩的噩耗时，就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打击得心力交瘁，其后听到太子暂不追究张陆正的消息，更是愤懑难平，偏偏碍于身份只能咬牙无言忍耐。这两场戏，李一桐都用抑制不住滚滚而下的大颗泪珠来表现人物遭遇丧乱时内心悲恸欲绝的心境。张陆正屈杀父兄在前，太子出于现实的需要包庇张陆正在后，那种悲哀、愤怒、绝望、悔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愫，催发了陆文昔心态的不平衡，使她一直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的抽离状态，为太子妃的死埋下了祸根。当艰难的抉择摆在她面前时，已经濒临崩溃边缘的她在潜意识的支配下鬼使神差的释放出了在她心灵深处潜藏已久的对张陆正一家的憎恶。这样的女主在道德上并不完美，却很真实。毕竟面临非常之际，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也有足够坚定的意志做圣人。

悲剧的美学意义就在于：以将人置于两难的极端困境之下作出道德抉择的方式，来完成对人性的深层拷问。这种极致的美，就如樱花的绽放，虽然浓烈璀璨，但易谢而难久，反而更能给人以心灵上的极大震撼。

陆文昔面对选择时的两难，跟前面太子为老师选择谥号与放弃陆家的剧情形成了情节上的前后呼应，具有了某种神奇的对称性。太子放弃了陆文昔的父兄（尽管只是暂时的，但终究还是因为他的失察害了他们的性命），陆文昔则放弃了太子的妻子，两个人都是无心之失，却都酿成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惨祸。文昔的做法是否就应该受到观众的责难？扪心自问，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下，是否也有足够的勇气放弃自己的私心而确定百分之百的会选择公义良序？如果自己都不一定能做到，那又如何有勇气来苛责别人呢？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他人的指责当然是极其容易的，几乎没有成本；但倘若自己涉处其中身为当事人呢？文昔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切体会到抉择的两难，就象当初太子选择保全老师还是保全陆家那样。当我们身临其境时，是否有信心、也有勇气正视自己内心的卑怯和阴暗？

令人感慨的是，同样的道德困境，并不仅仅只存活在小说虚构的叙事中，在现实生活中它也同样血淋淋的存在。

比如那张著名的照片，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作品《饥饿的苏丹》。

1993年，战乱纷繁的苏丹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在一个食物救济中心附近，自由记者凯文·卡特抓拍到了一张震撼人心的照片画面：一个骨瘦如柴的苏丹小女孩饿得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下，硕大的脑袋有气无力地低垂着。不远处站着一只虎视眈眈的秃鹫，贪婪地盯着小女孩，彷佛是在等候一顿唾手可得的晚餐。

凯文·卡特静静地等了20分钟，选好角度按下了快门。拍摄完毕后他将秃鹫赶走了。因为他本人之前有过许多负面的经历：好友在枪战中去世，他因未能及时救助而自责；他长期贫困，即使后来获奖也没有好转；他不得不去莫桑比克工作，却又因工作失误弄丢了胶卷……因此在救下这个可怜的小女孩之后，对她的苦楚感同身受的卡特坐在树下哭了起来。

这张描述整个黑非洲大陆的绝望的经典之作当年刊登在美国媒体上，次年5月获得了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卡特因此名声大噪。然而迎接他的更多的是来自公众的愤怒，人们质疑道：身在现场的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卡特的朋友也指责说，他当时应该放下摄影机去帮助小女孩。获奖两个月后，1994年7月27日，承受不了来自舆论的巨大压力的卡特打开一氧化碳自杀身亡。临终前他留下了一张写满歉意、让人心碎的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凯文·卡特死了，死于巨大舆论压力下的心理崩溃。人们仅仅凭着一张静态照片就脑补出了摄影师全程冷漠脸见死不救的生动画面，并顺风搭售自己廉价的正义感，以使自己得以抢占道德高地从而产生优越感。令人讽刺的是，普利策奖的评委曾透露，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女孩的妈妈其实就在不远处，而且女孩戴有受到人道保护标志的手环。评委们因此相信，如果小女孩需要帮助的话，摄影师卡特不会袖手旁观。事实上他也确实那样做了，他赶走了秃鹫，真相就是这样打脸。可旁观者不在乎这些，他们只醉心于他们自我想象的路人正义感。

卡特之死，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他还保留有道德的耻感，虽然他做了正确的事，却还是因为招致了公众的误解而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试想一下，一个无耻的、道德感荡然无存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无力感？难道不应该是活得心安理得吗？更何况卡特救了人，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公众不知道罢了。但有的人，就象卡特这样，有强烈的羞耻心，可杀之，却不可折辱，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是被别人泼脏水而羞愤自尽的，而仅仅是出于内心中对自身道德的高标准，而在对自己的能力感到绝望的时候怀着强烈的自责心理离开了这个世界。张纯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1995年，张纯如完成了《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的初稿，并来中国进行采访、资料收集和录音采证，两年后这本书出版，引起轰动，成为迄今为止第一部在西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专著性质的著作，也让当时年仅29岁的张纯如声名鹊起。至今犹记得这本书出版时，我还在上大学，是从《参考消息》报的报道里知道的消息，又过了十多年才看到国内出版的中文译本。这本书的成功为张纯如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让她从此背负上了为正义代言的角色使命，她的善良促使她一次又一次地直面和驳斥来自日本右翼的攻击和污蔑，烦恼不断，同时，也有许多不同的受害者团体找上门来，恳求她为他们发声。在《南京暴行》之后，她又出版了《华人在美国》，探讨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长达150年的受歧视史。2004年，正在准备一部关于二战期间日军逼迫被俘的英美战俘在菲律宾进行“巴丹死亡行军”题材的新著时，由于长期接触这些暗黑、残酷而令人心情压抑的负面史料，再加上那些对她又怕又恨的人多年来一直持续不断的对她进行恐吓和骚扰（她不断的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经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一直徘徊在崩溃边缘的张纯如终于彻底心理崩溃，患上了应激性的抑郁症，有强烈的被迫害妄想症状。当年的11月9日凌晨，曾与抑郁症奋力抗争但最终还是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的张纯如，将自己的轿车开到一条偏僻的公路旁，掏出手枪，她36岁的年轻生命在一声枪响过后夏然而止。

张纯如为什么会自杀？目前普遍认同的看法是在写作过程中频繁接触到的那些血淋淋的、充满着变态虐杀场面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史料，以及日本右翼一贯以来对她的恐喝、威胁和污蔑，再加上她对自身的高要求，所自觉担责的为正义团体发声的责任，这些因素所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她对于人性中罪恶的根深蒂固产生了深深的绝望，并因此而丧失了继续生活下去、抗争下去的勇气。一个善良的生命，一个勇敢的人，因为对恶的恐惧而永远消逝了。

剧中的文昔不象张纯如那样无辜，她更接近卡特在摄影师的职业素养和人性的良善之间进行抉择时出了偏差那样的情形，因此背负了道德上的污点而难以洗刷。但是她与卡特、张纯如一样都是具有强烈的道德耻感的人，所以大错酿成之后她有追悔，有痛恨自己在道德上的失守，有以死赎罪的心志，虽有过失，犹不失为良善之辈。可太子在听到她想让太子“亲鞠”的要求时，却大骂她“无耻之尤”，这是多么讽刺！一个以道德为荣、视尊严过于生命的灵魂高贵的人，却被暴怒的上位者踩进卑贱的泥土里用力践踏，还要给她安上“无耻”的污名，真是哀莫大于心死。可在现实中，小人物的命运不往往就是如此么？被玷污，被侮辱，被伤害，却往往没有人在意。

当我们转过头来回顾这接踵而来的两场惨剧时，却惊讶的发现在其前后，同样在道德困境下进行了抉择的人，却不止是太子和顾内人两个人。在正义和私利面前，张陆正选择了后者，不顾同门之谊杀了陆英；在公义与私情面前，太子选择了后者，为了太子妃而一力保下了张陆正；在真相与权谋面前，皇帝也选择了后者，宁愿杀掉同样是受害者，也同样是被冤屈者的顾内人灭口也要罔顾事实，以力保他心中苦心孤诣也要维护的朝廷“大局”。听说剧里还删了一场在立后当夜皇帝在宗庙里向先帝告诉的戏，以表述皇帝内心的“无奈”。只是这种所谓为了大局而作出的“挥泪斩马谡”式的“牺牲”，非但不能凸显出皇帝的伟大和高尚，反而非常讽刺的暴露出他视人命如草芥的冷血和伪善。

这些人的选择难道不荒谬么？至少在我看来，顾内人在太子妃和定梁之间的抉择并不比他们更荒谬。正是这样的荒诞性，使得这部剧的格局变得宏大而悲天悯人起来，它执着于对人性的深层次（而不是象现在市面上大多数剧那样不痛不痒或隔靴搔痒）的批判使它具有了超拔出群的风骨和深度，超出了现今市面上大多数剧作的格局，而具有了人文关怀的温度。你会觉得它很虐，但你也同样能感受到它对你心灵的震撼。一个人只有感觉到痛，才具有觉悟的力量，否则在新闻联播里生活久了，人也会麻木掉了。

我们在这出荒诞戏里看到了什么呢？张陆正因为私怨和私欲，杀掉了陆英；太子又因为怜爱无辜得咎的妻子，而不得不选择了为杀人凶手张陆正进行担保。但他们没料到的是，被他们的倒行逆施深深伤害了的陆英的女儿，在精神恍惚的潜意识之下放弃了对太子妃的救护，因而在无心之中杀掉了张陆正的女儿、太子的妻子，连带着双方还各捎带着死了一个儿子（假定太子妃怀着的是个男孩儿的话）。这样来看是不是很不可思议？我们或许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张陆正没有选择冤杀陆英，太子没有选择事后纵容张陆正，那么顾内人在端着仅有的一碗救命酥时，是否还会有片刻的犹豫？可惜的是，这样的假设永远没有意义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预告片中，还有一段尚未播出的太子萧定权对皇帝的告诉：“臣过去也一样有过无法割舍之人，但臣已经决断过了。现在，轮到君父了。”他想要皇帝决断、选择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才发现，整部剧中做出选择的又何止萧定权、陆文昔、张陆正三个人？他们每个人都做了他们认为最值得珍视的选择，从这些林林总总、各不相同的选择里，足以烛照洞见人性的高下善恶之别：在亲情与权力之间，皇帝选择了权力；在保自己的性命与保太子的地位之间，卢世瑜选择了保太子（保太子就是保住了为天下人主持公道和正义的希望）；在自己女儿的幸福与天下人的福祉之间，陆英选择了天下人；只有张尚服夹在效忠太子与保护女儿的两难之间没得选择，她便只有牺牲她自己。

我发现本剧的编剧梁园在剧本中很喜欢用剧情或台词的前后呼应来营造某种宿命感。比如“可待”的意思，终究还是让萧定权和陆文昔的爱情从“请你再等等我”变成了“可待成追忆”；比如周一（23号）的某一集开头的画面中，上一秒陆英还在宠溺霸气的放话：“我倒要看看将来啊，哪个混账小子敢让我家姑娘沾阳春水的！”，下一秒就是被太子罚到瀚衣所的顾内人在没日没夜惨兮兮的洗着一大堆衣服……。这种带有宿命论的笔调，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叙事架构中常能见到。比如笔者爱读的《汉书》中，《周亚夫传》一开篇就用许负给周亚夫相面，言其“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二。后九年而饿死。”为全传定下基调，传末又以“亚夫果饿死”收篇与传首呼应，令人唏嘘；又如《霍光传》，在叙述完霍山、霍禹等谋反伏诛之后，突然笔锋一转，借茂陵徐生言“曲突积薪”之事和宣帝即位初谒高庙，霍光骖乘使宣帝如芒在背来评说霍氏之败，真可谓刀刀见血。这种以小见大、发幽微而见彰著的叙事方式，想来也是梁园向古人的致敬罢。

从张陆正害死陆英，到太子妃惨死，形成一个巧妙的命运轮回的闭环，从而使这一段剧情具有了宿命的味道。不知道若有朝一日，张陆正知道了放弃他女儿性命的顾内人，就是被他害死的陆英的女儿、陆文普的亲妹妹，会不会感受到命运的滑稽可笑？命运如此公正，苍天从来饶过谁？

当顾内人被太子亲自从水里捞起来，带到太子妃的遗体前，愤怒的太子用佩剑的剑鞘狠狠地杖脊（打脊背）了她。这突兀的一下，或许表明了太子从小也没少挨他渣爹的暴打，所以除了沿用渣爹的那一套体罚路数，他大概也不知道还能用别的什么方法来表达他心中的愤怒。这或许从后来在宗正寺里他当着顾内人的面被皇帝鞭笞，事后却表现出来的满不在乎中得到印证（说明他并不是第一次挨打了，对内情早已稔熟。在剧中到目前为止的剧情中，他的皇帝爹爹就至少有一次把他踹翻在地，还给过他一记格外响亮的耳光，至于訾骂羞辱，更是家常便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暴力行为是可以遗传的，从小受虐长大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继承父亲的施暴方式，从而使暴力一代代“继承”下去。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犯了错就会挨打是通过一次次的亲身体验所巩固起来从而在潜意识里根深蒂固的刻板经验，除此之外，他很难想象得到还有其它什么用来泄愤的方式和渠道。这是太子的不幸，也是遇到太子的顾内人所不得不面对的躲不开、逃不掉的悲哀。

（5）、最后，我们想抛出本章的终极问题：从32集到47集，整整16集的时间，编剧到底想讲些什么？相信这也应该是不少观众感到很困惑的一个问题。从这两周的风评来看，豆瓣评分从7.5进一步下调到了7.3，或许有部分原因就在于观众在用分数来表达对剧情的不认可甚至是不满。这两周，关于剧情“无逻辑”、“为了虐而虐”的杂音又起来了，让人哑然失笑。这16集的剧情，真有这么不堪么？

当年《鹤唳华亭》在晋江连载完毕以后，作者梁园曾发表过一个类似于“后记”或“跋言”性质的《梁园有话说》，我把它全文摘抄如下（感谢新浪微博的热心剧友@ykk725、@云儿天上飞6友情提供原文及出处）：

成者王侯败者贼，它原本只说一种现象，不知何时竟被奉为真理，而当它成为真理，后果就是，其信奉者只崇拜强权，不崇拜正义，只关注结果，不在乎手段，才给了精英淘汰一个滋荣的舆论环境。还有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总喜欢把自己代入为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是被踏在脚下的骨。

我赞美所有一切对众生含一念之仁者，所有一切为众生而敢斗争者，而敢放弃者。无论他是古今、中外，是领袖、是知识分子、是军人、是平凡人，无论他最终成功或是失败。人类历史的轨迹虽不完全由他们推动，但人类历史的轨迹要靠他们扳正。

这两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在离大结局越来越近的时候，剧情也在越来越接近梁园所设定的主题目标。所以我们在大结局的时刻，还是会如原著那样，看到萧定权为了天下苍生不受战火涂炭而牺牲了自己的前途，也牺牲了自己的名誉和生命，从而完成他人性的升华。这个结局不完美，但是很深刻，也有很高的格局。

但是有一点让观众担心：高高在上的皇太子，并没有真正的体验过民间的疾苦，他去到最远的地方，也仅仅不过是春明门外的行宫而已。这样的一个人，真的能够体察到天下百姓的疾苦，甘愿为了他们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不仅仅只是给一个空口白牙的虚假承诺？毕竟萧定权的原型之一戾太子刘据，在史书中也是体恤百姓的形象，《资治通鉴》说他“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但真正到了关乎他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了。《汉书·刘屈氂传》记载刘据为了与丞相刘屈氂率领前来平叛的国家正规军队对抗，“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所以戾太子其实也是有不恤民的政治污点的。这些大人物们，每到事关己身的关键时刻，还是会将自身的利益，凌驾在易碎的在下位者的性命之上。这就让人不禁嗤然于他们口中的“拯救天下苍生”到底能有几分靠谱？

那么萧定权又如何？

从陆文昔顶着顾内人的身份进宫开始，因为身份存疑，多次遭到太子的猜忌和虐待。在东宫这个太子的地盘里，萧定权以上位者的身份掌控着东宫里生杀予夺的大权，他是无法体察在下位者那命悬一线般苟活之艰难的，所以他要求顾内人对他坦白，无异于晋惠帝“何不食肉糜”式的缘木求鱼。当陈内人蔻珠被处死，他来到顾内人的宿房鞠讯她的时候，两人之间有过一段如下的对话：

太子：就算她有杀心，为什么不来找本宫？

顾内人：居上位者，为什么总是能够说得这么轻松？

太子：不要放肆，好好回话。

顾内人：是找过的。

太子：本宫，不记得了。

顾内人：这种事情，只有被拒绝的一边，才会记得吧。

“为什么不来找本宫？”，当太子轻易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忘了当初冠礼案时，在他擅自替换了齐王用来陷害他的卷轴并因此闹出了张尚服堕城的人命案后，对他而言同样是处在上位的皇帝，也曾问过他同样的话：“为什么不告诉朕？”当时身为下位者的他是怎么回答的？“陛下刚才问臣，为什么不事先告诉陛下？臣就是害怕会变成这样。如果张氏醒不过来，陛下打算怎么处置臣？就算陛下不处置臣，朝廷也不会放过臣。陛下那个时候，会象保全大哥一样，来保全臣吗？”当时的战战兢兢，言犹在耳，转过身来便已忘了。

所以权势的好处，在于让既得者忘了在身为下位者往上爬的过程中所受过的那些苦楚，而使他们误以为那些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而权力就是对这些酸楚的丰厚回报（他那个渣爹不就是这么认为的吗？所以为了维护他辛辛苦苦斗争而来的胜利果实，他随时准备毫不犹豫的牺牲任何人，而毫不在乎会给他们所带来的痛苦）。有了这个念头，就堕入了权力腐化的渊薮而不能自拔。对于太子而言，处于夹心层的他，虽然在皇帝面前是臣子，但在更卑微的阶层面前了依然拥有扮演在上位者角色的权利；而身处最卑位、无位可上的顾内人，要以最卑贱的身份，保持她最高贵的尊严，就注定了她是要饱受捶楚的那一个。

当顾内人还是陆文昔的时候，我们看到她和太子同框的画面，很多镜头都是平视的视角，暗示着两个人地位的相对平等（虽然有差距，但没有那么大）；但是当顾内人进了宫之后，尤其是她每次“闯祸”（“陆英家里怎么养出个这么胆大的姑娘来？以后少不了要惹事。”这是初见时太子就给予了她的评价）之后，太子亲鞠她时，有许多都是仰拍视角的镜头，似乎就是跪在地上的顾内人眼中对太子高高在上的视角和印象。此时的陆文昔，已经从高贵优雅的官宦小姐变成了身份卑微、命运也身不由己的顾内人，命运的沉浮使她能够感同身受的深切体会到在下位者（也就是梁园所说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那些被埋没、被忽视、被后来者以轻蔑的口吻抹杀了的“枯骨”）的那些伤及灵魂深处的痛楚，也愿意为了他们而发声呐喊。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即使被太子残忍地按着伤口，她也能够倔强的说出那句“但居庙堂之高，殿下可知道，天下万姓，都比在上位者，更加易碎；而他们的人生，也更容易被碾碎。”在这个时候，太子与顾内人，在身份地位上有着上位者与下位者之间的巨大鸿沟，而在对于“枯骨”的理解和认同上，也同样有着天壤之别。这时的陆文昔具有为下位者的易碎人生发声的觉悟和意愿，而太子却并不能够完全理解，也并不以为意。所以让这样的太子在大结局的时候自觉自愿地去为万民解倒悬，消弥兵革之祸，从逻辑上来说是站不脚的。因为他此时的眼界和立场，还是与皇帝、赵贵妃齐王母子、顾思林父子他们是一样的。这些人当中虽然不乏良善之辈，但他们都是视庶民如草芥，对于他们的生死和悲欢并没有那么在意。

所以，你要拯救“枯骨”，必得先有对“枯骨”认同、理解的觉悟。要消除上文所说的逻辑上的不合理性，达到剧情逻辑上的自洽和过渡上的自然，对于太子而言，非要经过一系列残酷的摧折，让他从云端跌落到尘埃里，才能让“最远只去过春明门外的行宫”的太子殿下最真实、最深刻的体会到身为下位者的悲哀和无助，体会到那种被忽视、被侮辱、被践踏，尊严和性命如草芥蝼蚁般卑微而又求告无门的捶楚挞伐之痛。这样的摧折淬炼，对于后续剧情的发展尤为重要：于他自身的爱情而言，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他对阿宝身受的那些苦楚感同身受，才能够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态发自内心的对她以平等相待，自发自觉的视阿宝“如珍似宝”，两个人才能够以正确的对待彼此的态度相爱，阿宝也才能够接受他，否则就永远只能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施予，只会让阿宝生出耻辱感而一直拒绝；于天下人而言，也正要经过这些摧折，才能够让太子亲耳听到“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里来自那些枯骨的无声呐喊，亲身体会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那些朽骸的无尽悲凉，这样才能顺理成章的为他后面在剧终时为了百姓的安定而甘愿放弃兵燹的态度转变找到合理可靠的行为逻辑，而不使这种转折显得突兀而生硬。

所以这16集的主题，可以用前面剧情中的两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就是卢世瑜临死前为太子的新书道命名为“金错刀”时赠给他的诤言：“金生丽水，玉出昆冈；错铸丽水，玉碎昆冈。物不摧折，怎辨美媸；人不摧折，何言善恶。”

这一句讲的是“勇”。

第二句则是太子妃“中毒”后太子亲鞠顾内人时她说过的那句：“但居庙堂之高，殿下可知道，天下万姓，都比在上位者，更加易碎；而他们的人生，也更容易被碾碎。”

这一句所讲的，则是“仁”。

这两句话的关系，既各自独立，又密切相关。在磨砺中铸就“大勇”，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成全最终的“大仁”。所以，当观众还在为看不懂剧情而嘲讽、斥责、骂编剧的时候，她已经在悄悄的为大结局的壮烈而布局埋线了，这种见识上的高下差别，何止以道里计？

为什么卢世瑜给太子的书道起名叫“金错刀”？“错”是古代的一种铜器装饰工艺，是在青铜器表面需要装饰纹饰的地方开以截面为燕尾形的小槽，向槽里填以金丝或金片（或银、红铜、漆等材质），然后用砺石将纹饰高出铜器表面的部分磨去，使所填纹饰与铜材表面平齐而融为一体的技术。可见这一工艺的关键在于“磨砺”二字。卢世瑜将太子的书道以此命名，就是希望和勉励太子多加磨砺，在淬炼中辨清妍媸（美丑）与善恶。只有看清自己的本心，辨清是非善恶，才能看清自己要走的道路，才能克服小怯，磨练出成就大仁所需的大勇。

然而在这场关乎人性的磨砺中，还要时刻保持一颗仁心，不要迷失了自己秉持的道义，走向了自己初心的反面。这也就是卢世瑜所说的“君子行路，不但要提防小人对自己的伤害，更要提防的是，和小人对抗之时，自己对自己的伤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到三省其身，时刻保持仁心。孔子说：“仁者，爱人也”。这个“爱人”，不仅仅是象皇帝那样只爱自己，也不是象顾思林、顾逢恩那样只爱自己亲近及看重的人，而是要推而广之，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就需要上位者收敛骄矜之心，能真正体察顾内人所说的“天下万姓，都比在上位者，更加易碎；而他们的人生，也更容易被碾碎”的境况，平等待之，身体力行。只有真心实意以天下人为念的人，不矫饰，不伪诈，不敷衍，不自满，才能成为真正无敌的仁者。

在上周32－39集的8集中，对文昔、太子、张陆正的摧折有三次：陆英之死、太子妃之死、太子失势被关进宗正寺。三人的表现各不相同，前后所处的地位也各自相异，所展露出来的人性善恶亦大相径庭。当陆英之死时，太子和张陆正是上位者，可他们一个漫不经心，一个挟怀私欲，正是由于他们的轻慢，碾碎了陆英父子的生命，让身处下位者的文昔不得不被动的吞下了这个苦果。当太子妃突遭横祸时，由于性命操手于文昔的抉择，她反而在这场生死抉择中成了主宰别人命运的上位者，而太子和张陆正反而成了只能被动接受结果的在下位者，由于文昔一念之差，酿成惨祸。事后文昔曾忏悔自责，太子也在关键时刻恢复理智帮助文昔洗冤，二人虽都有过错，但到底完成了救赎，只有张陆正衔恨报复，依然令人齿冷。到了太子被关进宗正寺，由于皇帝出面干预太子妃死亡案的调查，三个人都成了下位者。文昔努力找出下毒的宫人，既洗刷了栽赃给自己的罪名，还了自己清白，也能稍作告慰于九泉之下的太子妃；太子即使面对皇帝的逼迫威胁也不肯加白刃于无辜蒙冤又准备被皇帝当作政治斗争的祭品牺牲掉的文昔，他们俩的表现都经受住了考验，只有张陆正仍然利欲薰心，在皇帝“恫之以权势、诱之以名利”的软硬兼施下放弃了自己的底线，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出卖女婿和已经死去的女儿，又欲象害死陆英父子那样来加害陆文昔，实在是无耻之尤。好在齐王妃的那盆冷水彻底把他浇醒了，他的救赎之路从此开启。

进宫化身为顾内人的陆文昔在肉体上一直被摧残，一直被虐打，但是她不曾屈服过，是一个精神力量强大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虽然身体柔弱为女子，身份卑微为宫人，但她的头颅十分强项，灵魂也高贵而优雅，就如傲雪耐寒的红梅。她唯一的软肋，大概就只有她的家人。剧中有一个细节：阿昔每次控制不住的痛哭流涕，都是在她独自一人的场合，流泪也不是为了自己所受的委屈，而是为了已逝的以及分离了的家人。辟如受了张陆正的烙刑之后被扔回牢房，她抓着哥哥生前折的象征着他们三兄妹的三只草蝈蝈失声痛哭；又辟如被太子赐了“毒酒”之后被“扔”在房里待死，她笑着流泪，说出“要是忍不到了，就等着我一起回家”。阿昔的软弱只留给家人，在外人面前她几乎永远都是坚强的样子。

阿昔的痛苦，太子马上就能体会到了。一场让他从云端跌入泥淖的风暴正在酝酿，离身处漩涡中心而未能及时察觉的他，越来越近了。

（本章完。下一章《易虐难欺》，敬祈期待！）

被太子捉住的顾内人，因为愧疚于内心道德准则的失守，终于还是害了无辜的太子妃惨死，心如死灰。尽管太子妃临终前曾对太子耳语，告知太子“她不是真的顾内人，不要伤害她。”但本来就对顾内人疑虑重重的太子还是忍不住暴怒，他心中认定了顾内人是受了送她进东府来的背后势力的蛊惑而受命害了太子妃。

她请求太子亲鞫此案，太子却让她“示诚”，招供自己的真实身份来历。对于顾内人而言，她有不能告诉太子的苦衷（既无法与他象初见时那样面对相处，也无法以初恋情人的身份托庇于他的羽翼下，给他招致祸由），更何况她有强烈的自尊心，之前在行宫时已经被太子拒绝过一次，更何况她现在的仇人张陆正正是太子的岳父，又因为太子妃的缘故刚被太子答应了不予追究。如果这个时候说出自己的身份，除了自取其辱，又能有什么好处（以她的自尊心，绝不可能第二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让曾经的恋人看到自己现下最狼狈的处境。被他认出来是另一回事，但她绝不愿意也不可能以“顾内人”的身份主动与他相认）？反而可能因为她的身份而更确信她是为了报复张陆正而害死了太子妃。即使太子念着旧情不处置她（之前在马车前送画时，她就已经领教过太子的“念旧”了），她在太子心中的形象也必定就此毁了。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自陷于嫌疑之地？

有许多观众不明白，到了这等生死关头，阿昔为什么不肯坦白告诉太子自己的真实身份，而非要选择硬扛呢？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她已经从太子的话里听出了他对自己的不信任：“想让我明察，那你也应当示诚。不如你来告诉我，你真正的名字。你是什么人？”当她坚称自己姓“顾”的时候，已经从太子妃的遗言里知道她是冒充身份的太子立即以剑加颈，声色俱厉地质问：“你……你到底是谁？谋害太子妃，到底是奉了谁的指令？今天投水，又是为了包庇谁？你不说的话……”

看看，这段问话里，关键的两个字是“示诚”——太子认为顾内人没有诚意，所以要她用交代真实身份来换取他的信任——既然你信任我，认为他们都不可靠，只有我能明察你的冤情，那你就也应该拿出诚意来，不能对我有所隐瞒，否则，你就是对我不忠诚、不老实，我就把你交到你不放心的人手上，让他们去折磨你。

两个人在这段对话里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顾内人是相信太子的，而太子不相信顾内人。顾内人对太子的信任，不仅仅来自于初恋的美好回忆，也是来自于父亲和卢尚书对太子的认可——在陆英眼里，太子是个“青春而干净的人”。耐人寻味的是，文昔对太子的认可，其实也就表明了她对于父亲和卢尚书这两位尊长的无条件信任——他们所信任的人，自然也是值得信任的，太子就是让她“没有理由也会相信”的人中的一个。但是很显然，太子实在是辜负了顾内人对他的这份信任，看来还是卢尚书害了他，大概是用戒尺打板子打少了。并不是说太子猜疑顾内人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他怀疑她的身份不明、动机不纯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两个人对彼此的态度相比较而言，文昔更象个真正的君子，而太子则俗不可耐。

太子所谓的“示诚”，更让人想起一件让人厌恶的物事——投名状。太子逼顾内人“示诚”，不就跟王伦逼林冲纳投名状一样吗？都是让人去做突破他们底线的事情，似乎非如此便不足以徵信似的。逼着对方纳投名状的人，心态里的控制欲得到了满足，仿佛捏着了对方的把柄可以予取予求的任意压榨一般；那被逼着纳了投名状的则难免心中不平。这种物事，看似输诚，其实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所以自认为用投名状摆平了林冲的王伦，等到更强有力的主儿晁盖上了梁山，便也被林冲杀了向晁天王纳了投名状，方出了胸中一口恶气。

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态中，在上位者出于自私的目的，往往置在下位的稳私于不顾，在下位者的人格得不到尊重，所以才会屡屡出现“祸从口出”的文祸，才会有“道路以目”的沉默。上位者的逻辑是：必须对下位者保持绝对压倒优势的信息不对称性，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掌控他们、奴役他们，自己屁股底下的位子才能坐得稳、坐得久。在他们的思维逻辑里，信任是个掌控划等号的，信任度的多寡与掌控的强弱直接成正比例关系。因此，这种实际上剥夺了下位者隐私权利的所谓“信任”，从本质上是对下位者身心的控制作为代价的，而被控制的下位者，不是产生顺从的奴性，就是因不甘被控制而生出屈辱感和对上位者的不信任感，进而生出反叛之心。所谓“君臣不可疑，疑则为乱。故君疑臣则诛臣，臣疑君则反。若臣疑于君不反，复为君疑而诛之。若君疑于臣而不诛，则复疑于君而必反。”（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七，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就是这个道理。

于是为了消除后者对上位者可能产生的威胁，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中国古代政治环境中就出现了三类非常恶劣的角色：酷吏、特务和告密者。这些政治小丑有时也往往身兼多个身份，使得三者之间的界限不那么分明。比如武周时的酷吏来俊臣、周兴，本身也是以告密起家，比如明成祖时的大特务——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本身也是成祖在位前期最著名的酷吏。说起刺探官场和民间言论的特务组织和行为，从汉武帝时的直指绣衣使者算起，到明代臭名昭著的厂卫（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再到清代前无古人的“密折”制度，令人发指的横行了至少两千年之久；若从更早的周厉王“弥谤”监视民间舆论算起，差不多有三千年之久。这种令人噤若寒蝉的政治生态，是极不正常也极其恶劣的。剧中由殿前都指挥使（殿帅）李重夔执掌的“控鹤卫”，也正是象明代锦衣卫那样的特务组织。

所以，当太子也用这种暴力行为来强迫陆文昔突破自己的底线、交代自己的稳私以作输诚时，她反抗了，怼了一句回去：“难道，小人不值一提的隐衷，于殿下而言，还不如太子妃殿下的冤情要紧吗？”

这句话在剧中出现时，曾有一些观众表示过疑惑：听起来，顾内人好象说反了台词？难道“正常的逻辑”不应该是这样的吗：“难道，太子妃殿下的冤情，于殿下而言，还不如小人不值一提的隐衷要紧吗？”

其实，顾内人并没有说错，观众们也并没有听错。她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于你而言，太子妃的冤情对你来说是最紧要的事；于我而言，我那不值一提的隐衷对我来说也是最紧要的事（因为太子要她吐露的真实身份，不仅将使她无法再独自承担报仇的使命，也将使她狼狈的窘境在太子面前暴露无遗，使她再无颜面对太子的怜悯。没有哪一个女孩子愿意让心上人看见自己最落魄时的样子，更何况还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女公子沦落成了宫中奴婢的身份。这层身份只要一揭开，她面对太子时所有的尊严都将荡然无存了，这对于即使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也要先整理好仪容才能从容面对太子的顾内人而言，无疑是比杀了她更让她生不如死的奇耻大辱），所以，请你——尊重我。在作者的笔下，阿昔始终是一个“立必端直，处必廉方”的女君子，她有君子的风度，也有君子的气节，即使被太子居高临下的以剑刃加颈，即使被上位者俯视、羞辱、折磨，也要拼死维护自己的尊严。她说出这句话，就意味着在潜意识里，她并不认为自己现在是这种身份就应该低人一等，而始终是在心理上保持着与太子相互平等的心态。所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大抵是她现在这种姿态了吧。

然而被仇恨冲昏了头脑的太子，狠狠地怼了一句回去：“对！你的阴私，你的性命，根本就不配跟她相比！你也不配……让我亲鞫。”那种冰冷、那种凶狠，特别是那种轻蔑与无视，将顾内人的自尊碾得粉碎，让她心痛到只能切齿强忍的地步。

呵呵，男人，真是个笑话（虽然我也是个男人，但听到太子这些混帐话，我都有冲进屏幕为民除害的冲动）。从前向往的那片山水，此刻竟然不配与她的新妇相提并论。即使考虑到太子并不知晓顾内人真实的身份，说出这样无理的话来也缺乏起码的尊重。此时此刻，阿昔的心里，一定会闪过他之前在屏风对面、在门帘背后说过的那些甜言蜜语、海誓山盟，什么“可待是什么意思，那要看你是不是要一起去啊？”、什么“我不是在选太子妃，我想求的，是相濡以沫的夫人。我也答应中丞，一定会竭尽全力地保护她。没有力量也想保护的人，我也有。”、什么“令嫒，就象那片山水，虽然我从未亲眼看见过，但是我知道，她会有多美。”、什么“可待的意思，不应该是可待追忆而是……请你……再等等我。”……此刻听起来竟然全都象是笑话。又一次被太子深深伤害的阿昔噤若寒蝉，以后更不会向他坦白自己的身份了。

然而太子憋了个大招，居然匪夷所思的将妻子临终前托付“不要伤害”的人交给了最可能伤害她的人张陆正。就算顾内人放下了自尊，怀着对他的信任（虽然我很想说那是对他的“最后的一点信任”，但我也明白这很可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在阿昔看来，将自己交给张陆正刑讯，本来两人就隔着杀父兄的血海深仇，再以疑犯的身份被他以主审官的姿态刑讯拷掠，那将是对自己的尊严和家族的清誉的最大折辱。在可能鞫问她的上位者中，她愿意信任的只有太子），苦苦哀求他不要把自己交给张陆正，可他还是狠心的又在她心口上剜了一刀。

太子为什么要违背太子妃的遗言而非要把陆文昔交给张陆正呢？因为从小在权力场的旋涡中如履薄冰、战战兢兢长大的太子，身边能够信任的人实在太少，他对人的信任度已经降至最低，除了母亲、舅舅、表哥、老师，还有如王翁、蔻珠、张尚服、游鸣等极少数几个故人以外，他几乎不信任其他任何人。所以他对身份及行事都非常可疑的顾内人极度不信任也情有可原。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不能与从小被爱包围，因此也很有能力去爱别人的阿昔相比。所以阿昔能够没有理由就信任别人，他却不能。

但是太子这样做有错吗？平心而论，站在他的角度，他也并没有做错什么。顾内人现在只是一个身份不明、且于他有杀妻嫌疑的奴婢，对于他而言，怎样处置都不为过。而他并没有对顾内人动用私刑，只是将她交给刑部鞫谳定罪，明正典刑而已。毕竟，剧中的太子不象剧外的我们一样开有上帝视角，他不知道想让他亲鞫的那个姓顾的内人，是他曾经想要相濡以沫的良人。从后面的剧情中太子屡屡对顾内人相爱相杀的精分表现来看，似乎也只有顾内人能“享受”他如此待遇，而他对其他宫人却似乎还算仁慈，即使蔻珠犯了背主为谍的重罪，他也还给了她一个选择离开方式的机会（是蔻珠自己放弃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想了想就明白了：原来于他而言，顾内人只是一个陌生人，不象王翁、张尚服和蔻珠，是他从小就熟悉的身边人，是他信得过的人。所以顾内人一直就是被排斥在他信任范围以外、可以随时抛出去的人——更何况她还一直顶着一个“细作”的可疑身份。所以太子可以赏识她，利用她，却不敢完全信任她，更别说“不用理由就会相信”她了。

所以这样，我们才会觉得遗憾。即使顾内人全心全意帮他破了军马案，斗倒了李柏舟，即使明明没有下药害太子妃小产（这一点他其实也清楚）却仍然差点死在他的刑求之下，即使他偶尔也会视她作可以读懂他的人，向她吐露一点自己的心里话，可是他对她的这点有限的“信任”仍然脆弱得不堪一击。在太子心里，她仍然陌生又可疑，一旦有了祸事，她总是首当其冲关涉嫌疑的那个，也免不了是受刑最多最惨的那一个。

当初在刑部大狱时，太子曾让阿昔以“供出卢尚书指使泄题”为由诱供涉案的陆文普，以考验他的品性，遭到文普的断然拒绝。当时文普的端直言犹在耳：“在下不知道阁下到底是何人，但是请阁下死了这条心。暗室亏心，临难苟免的无耻之人，我们陆家没有。还有，清者自清，阿昔，你赶紧回家去，如果再从你的嘴里说出卢尚书的尊讳来，你这一世都不要认我这个兄长。”当再回看这一段剧情时，我真的有点相信阿昔拥有比太子更干净的青春了，只有华亭的陆家才养得出这么好的一双儿女（我暂时没有算上文晋。但从与姐姐离别时折柳相送的那份与年纪不相称的懂事来看，他将来也一定是个青春和干净的人，能将陆氏的家风如瓜瓞延绵一般一代代传承下去）。

说起来也有意思，陆英和张陆正都是卢世瑜的学生，二人一正一邪，却同样养得三个好儿女，不同的是，陆家的三兄妹，德才兼备；张家的三姐弟，才具不足，德行却还不错。从言传身教就能看出两位父亲不同的眼光、处世风格和对子女的期待：张陆正善于钻营，所以是按照当时社会规范的普遍要求来培养儿女的，所以两个女儿都是德言容功俱佳的淑女范儿，儿子虽然才华上不出众（考进士名落孙山，平时行事也时常冒傻气），人品上也很荒唐（经常出没于烟花柳巷、声色犬马之地），但大节上未曾亏输（有良善之心，也够仗义），在一众纨绔子弟中算得上清流了。而陆英则不同，他从未把唯一的宝贝女儿当作攀龙附凤的筹码来培养，而是与男子一视同仁，将她当作儿子一样放养长大的，所以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阿昔，有着不输男子的英气和志向，也有不输男子的才具和眼光，她被父亲培养成了一个真正的“女公子”、女君子，一个女性的文人。所以她有文人的风骨，在一众泯然之人当中，她的才气和品格便如鹤立鸡群般超拔出众，引人侧目，便不足为奇了。

陆文昔的这种与众不同，在与太子妃同框时便表现得特别明显。剧中有一场文昔一边教太子妃背《少司命》一边帮她理线头的戏，阿昔的聪慧高才与太子妃的贤惠能干形成鲜明对比。从小被父亲骄纵得不让十指沾染阳春水的阿昔虽然手笨，但似乎天生就有做大事的谋略、才干和意志，反而不似寻常女子。对着这样一个有着七窍玲珑心的特别女子，从小生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太子会因为她的与众不同而情不自禁被她吸引，几乎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说起来陆、张两家又都在惨烈的权力斗争中被碾得粉碎，是全剧中下场最惨的两个家庭：陆家死了一对父子，张家殁了一对父女，两人置气斗了一辈子，到头来仍不过半斤八两。不过陆文昔大仇得报，足以告慰父兄于地下，又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而张颂之父兄或死或流，只能托庇于齐王府做个让齐王恨之入骨的侧妃，她往后余生的艰难可想而知。所以算来，还是陆英赢了张陆正一筹。陆英、张陆正以及他们的子女，可以作为一对互为镜像的对偶来彼此观照（这剧中还有不少可作对照的人物组，比如以萧定权视角代入父亲形象的渣爹和卢尚书互为对偶；比如两个阿宝彼此互为对偶观照；比如太子妃和顾内人互为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的对偶观照；比如太子与逢恩的兄弟组合，跟上一代渣爹与顾思林的兄弟组合构成的对偶；比如太子和许昌平围绕“太子”这个身份所构成的对偶；比如萧定权与以顾内人身份与他相处的陆文昔组合成的“萧顾恋”与上一代渣爹和顾皇后的“萧顾恋”亦可形成互为观照的对偶，甚至张陆正两个女儿的出嫁情形、顾皇后母子与赵皇后母子生离死别的最后一面……亦可构成彼此观照的对偶。如果一一深入挖掘，当可以梳理出不少有趣的结论），这两个家庭的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取向及其带给各自子女命运的不同影响，颇值得咀嚼玩味一番。

跑偏一下：从作者梁园在剧集结束后放出的番外“小作文”陆文昔篇《神女应无恙》来看，她的确是在陆文昔这个人物身上灌注了某些人性的光辉和理想，从而使她具有了“拯救”与“引导”两种使命，所以给她和她的家族在品性设定上给的都是高配的几乎无瑕的美德。当看到第52集文昔为太子洗浴的那一段时，我已经惊诧于作者笔下的文昔在那一刻几乎圣洁如西方宗教神话中的圣母或圣女一般令人不禁顶礼膜拜，可还是没想到她给陆文昔的定位居然是楚辞中被宋玉在《高唐赋》、《神女赋》中赞美过的巫山神女，地位之高简直超出我的想象。在屈原和宋玉的辞赋中，我们常常能见到踟蹰独行的君子被神女、仙女引导前行的描述，在曹植的《洛神赋》中也是一样，苦闷的曹植也被凌波微步的宓妃引领着，亦步亦趋，这其实是象征着君子洁身自好，追求光明与美好的意象。显然，在梁园的笔下，陆文昔就是太子苦苦追寻的神女和宓妃，她有多美好，她就有多虚幻缥缈，以至于在他心目中亦幻亦真，竟至渐渐因沉沦于依然苦闷的现实而渐渐淡忘，再也没有多少真实的印象了。这是不是很象很多谈过不止一场恋爱的人的初恋？当你与你相濡以沫的爱人平淡的度过漫长岁月时，也只会在午夜梦回时偶尔才会忆起你的初恋吧？

这里需要辨明的一点就是：虽然陆文昔被作者赋予了“神女”的设定，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她的品德是一定就远在太子之上从而具有了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这也许是我看到过的某些观众心中纠结的问题。我觉得显然不是。因为在剧中的太子，囿于“代云寡色、陇雁少飞，浙潮无期”的恨事，溷在沆瀣污浊的俗世里，便有迷魂亟待招返，而卢世瑜和陆文昔就是能引导他迷途知返的招魂者（太子将私印遗失在卢尚书府是作者设定的一个隐喻。因为在古代，印章是身份的一个重要象征，尤其是汉魏六朝时期，有身份的死者还要随葬印章，以向阴司的官吏标识自己的身份，以便继续在阴间享有在阳世所拥有的一切特权。而且印章是用于取信他人的凭信，《说文》里释印为“执政所持信也”，即发布政令时所凭信的依据。太子失印，是暗喻他在权力的角斗中逐渐迷失了心性的本真和初衷，故而“失信于民”。卢世瑜将印托付予陆文昔带给太子，其实就是象征着卢世瑜所崇尚的君子之道，经由陆文昔之手传递给了太子，使太子终于正心明性，回归了初心——所以这样就可以理解之前为何文昔始终没有把私印交还给一直在道与术之间挣扎摇摆的太子了。剧终屏风相认时陆文昔问太子：“殿下的印，拿回来了吗？”太子答：“想起来了，是丢在老师家了。”就是对此隐喻的表述）。那么对于象征男女主人公的“双鹤”而言，导夫先路的那一只，是不是就一定比瞠乎其后的那一只更高洁？恐怕不是，因为哪怕高洁出尘如仙鹤，也会有迷途失路的时候，但这样它就不是鹤了吗？显然不是。就象老鹰偶尔会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不可能比老鹰飞得高一样，那偶尔迷途的仙鹤一旦得招魂而返，就必定能够重振羽翼，复唳清响于九皋之上。所以剧中的太子，其实是一个虽有缺点，但仍然可待其风骨归来的君子。若不是始终对这一点抱有信念，阿昔后来也不会再与他重归于好，再续鸳盟了。

所以当太子轻率又轻蔑的说出那句“你也不配……让我亲鞫”，再把她交到她的仇人张陆正手上遭受酷刑时（他显然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竟然昏聩到允许张陆正对顾内人用刑的地步），他显然并不明白这句话会对顾内人（陆文昔）造成多么深的伤害，会带给她多么大的侮辱。他以为这只是对一个奴婢的正常处置（他是遵循了国法，没有动用私刑）、对一个细作的循例惩罚。然而遗憾的是太子并没有意识到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他眼中的弑君罪人、犯上奴婢、身份可疑的细作间者，内心却以清白家世的文人自居，有着文人的傲骨和气节，却平白受了他的如此折辱。所以尽管他欣赏陆文昔，但其实并不懂陆文昔（至少不象他自己所认为的那么懂），就象他也不懂为什么顾逢恩放着萧家的白饭不肯吃，却要千尽万苦、自讨苦吃去挤科举的独木桥一样。因为他毕竟不懂读书人，不懂读书人的傲骨和气节，不懂他们对于“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信念近乎偏执的坚持。

对于一心渴望“成儒”、象李柏舟那些读书人一样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来获得声望和地位的顾逢恩来说，外戚的身份始终是禁锢他在心头的一副枷锁（因为它意味着他的功名、爵位都是来自父兄的恩荫，而不是自己凭真本事实打实挣来的），只有摆脱它，逢恩才能摆脱从一出生就自动获得的外戚身份带给自己的耻感，获得扬眉吐气的渲泄快感。

对于阿昔而言则又是另外一番情景。入宫之前她最引以为傲的除了父兄和幼弟，就是其“华亭陆氏”的望族家世和“良家子”的清白身份。所谓良家子，汉时是指不在“七科谪”（吏有罪、亡命、赘婿、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之列或非医、巫、商贾、百工等列入贱籍者的子女；后世以奴仆、倡优、隶卒等为贱民，遂以“良家子”指代贱民以外的良民子女。由于陆英冲撞廷试获罪下狱，陆文昔入宫时就已经是犯官子女的身份，这在古代按照制度，抄家后是可以收没为官奴的，更何况父兄蒙冤横死，望族的依恃不再，良家子的清白身份亦已含垢蒙尘，这等屈辱，她怎么可能主动向人提起？所以太子的一再穷追诘问，无益于是在她伤口上又洒了一把盐，把她的旧疮疤重新撕裂。太子虽无心伤她，却还是在事实上给她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

之所以会这么遗憾，还是因为卢世瑜说过的那句话：殿下毕竟不是读书人。所以他不能感同身受的完全体验到读书人从社会下层的田舍郎起一路奋斗、打怪升级来到朝堂与天子坐而论道的艰辛和荣耀，也无法完全理解他们所坚持和看重的那些东西，比如逢恩对于参加科考的执着，比如顾内人不愿意放弃的自尊与强项。因为对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太子而言，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能对下位者予取予求的强势者，也就是第一次相遇时陆文昔所说的“阁下既有理由、又有力量”的那种人。除了在老爹和异母兄长齐王那里吃瘪，大概还没有什么人能给他吃苦头。所以他对待下位者的态度便总是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轻慢。从后面播出的剧情来看，太子似乎始终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当太子抛下苦苦哀求而不得的顾内人扬长而去，阿昔认识到她始终要面对逃不掉、摆不脱的残酷命运时，她的眼神里便褪去了面对太子时的凄婉和哀怨，取而代之的是坦然和坚毅，便如子路临死前正冠时的视死如归。所以阿昔确如五大王萧定楷品评的那样，不是凡品，无论曾经多么害怕和无助，她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学会去克服和坦然面对，不逃避，更不自欺欺人的陷入幻想，没有人来搭救，她就想办法自救，一如之前为救父兄时，面对李明安和太子的相继拒绝的打击后，她自己想办法找五大王帮忙潜入东宫那样。她的自尊自强一如往昔，没有辜负她这个“往日之昔”的好名字（或许名字恰恰暗示着她是剧中为数不多一直保持着初心的人？）。演员李一桐对于阿昔面对太子和张陆正时不同的表情转换拿捏得恰如其份，仍然一如既往的精准。

接下来的酷刑戏，也给观众提供了值得细细体会的两组对比。

一组是当张陆正拿着烧红的烙铁在阿昔手臂和肩头烙下伤痕时，阿昔忍着剧痛对张陆正发出的灵魂拷问。两人的对话如下：

张：翻案的机会，你觉得你还会有吗？本部的女儿和外孙，刚刚遗世了！

陆：至亲至爱，不止尚书有！

张：既然不是人，那你也应该……（潜台词就是“下地狱”）

陆：“摧骨之疼，剥肤之痛，你也能感觉到吗？”

张：“面对凶嫌……”

陆：“面对凶手，我也没有那么做……我和你们，不一样！”

阿昔所说的“面对凶手，我也没有那么做”，显然是指的太子妃“小产”那一次，即使知道太子妃是仇人之女，面对姜尚宫的指使，她也没有选择对太子妃下药报复，只因为她心中有杆秤，做事有底线，不愿牵连无辜之人。所以她说出“我和你们，不一样”时的语气，才坦然有底气，令张陆正也无法反驳，只好用酷刑来掩饰自己的色厉内荏。

反观太子和张刑书的所作所为，则实在叫人失望。当张陆正带走顾内人时，王翁曾私下向太子表示过质疑：张陆正是太子妃的直亲，由他判案是否有碍公正？太子的回答居然是：“爱欲之人，犹如逆风执炬。只有他，不会受她的蛊惑蒙蔽；也只有他，敢彻查到底吧。所以，我不怕他囿于私怨，我也准他（用刑——请恕我实在忍无可忍把编剧为尊者讳而吞掉的两个字给敲出来了）。”可见他为了查找真凶已经到了肆无忌惮、不择手段的疯狂地步了。倘若卢尚书在生，看到他这样疯狂，不知道会不会气得用戒尺猛敲他的天灵盖把他敲醒。

后来在御前他向皇帝辩解时，曾说过想对太子妃案一查到底的初衷是“臣一直想做好的……好的儿子、好的臣子、也想做好丈夫、好父亲。可是一夜之间……臣只想知道，究竟是谁，让臣全都做不到了……”虽然太子的初衷是好的，可是他用的手段却又的确是急功近利，让人不忍卒睹，难道目的是正义的，就可以置程序的正义于不顾？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择手段的以刑讯求得罪实吗？天下多少冤案，不就是因为这样的急功近利酿成的么？最可笑的是，后来张陆正迫于皇帝的压力竟然反水，让太子之前对他所寄予的那些期望与信任全都变成了笑柄，这实在是打脸得很啊！

相比之下，阿昔对于张陆正的认识则清醒、明智得多了。虽然她不屑于象迷失了的太子那样滥用权术，但当她正用起了术那也毫不含糊，还真是又稳、又准、又狠，段位直接甩太子几条街。看剧的时候才知道，第56集下狱那次并不是她第一次构陷张陆正，第一次是在第36集这里。她先是用中书令的人选将张陆正诱入彀中，又以其中利害关系点醒张陆正，指引他去彻查登华宫（其实就是使了一招借刀杀人之计，利用他去查案来为自己洗冤）。当张陆正为了冒险按查宫禁究竟值不值得而犹豫不决时，她又抛出一句：“为了女儿不值得，为了女婿不值得，可是为了……你自己呢？”一下子就击中了张陆正的软肋，令他心服口服。可以说在揣度人心的深度和精准方面，阿昔的识人之明，对太子简直形成了全方位碾压啊。

最有意思的是登华宫的一幕。当被赵贵妃的告御状弄得一脸懵逼的太子赶到登华宫时，阿昔竟然当着他的面反水了：“她的脸，小人也没有看见。小人也不一定就能找到她。”一句话打脸张陆正所说的“顾内人说她看见了真凶”，这样，他回答姜尚宫所问“监国他当真下令旨给尚书了吗？”时回答的“奉（监国太子）令旨调查皇太子妃罹难一案”便坐实成了无的放矢的擅闯宫禁之罪（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只有登华宫宫人涉嫌其中，才有将一干宫人都集中起来问讯的理由。而顾内人一句“没有看见脸”、“不一定找得出来”实质上就是否定了登华宫一定有人涉罪的可能，而使其变成了在可有与可无之间）。不得不说，阿昔真的是个狠人，报复起人来一点都不含糊（原来这才是她第一次报复太子和张尚书，远在第56集那次之前很久）。她就用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让太子和张尚书尝到了被人构陷冤屈、替人背锅的滋味（他们理直气壮的查案由于顾内人的矢口否认而变成了故意来找茬，性质完全变了），让他们感同身受自己所受的痛苦，小小的报了一下自己被这两个男人冤枉、折磨的一箭之仇。这样一来，太子和张陆正陷入了师出无名的被动，张陆正急于甩锅，摆出一副出于公心的样子：“臣都是为了殿下和太子妃。”阿昔则用“小人，为的是自己。”再次打脸张尚书，同时也让太子心中的天平逐渐倒向了自己一边；再顺势点醒太子：“可是，只有这一次机会，小人是，殿下也是”。多年来跟随父亲在蜀中栉风沐雨的历练，磨练出阿昔洞察人心的睿智，远不是生活圈子狭仄的太子所能比拟的。所以她三言两语便把自己与太子捆绑成了命运共同体，在此被动情势下，太子和张陆正纵使仍然厌恶她的“罪行”，也不得不站队到她这一边，并动用权势来保她了。

所幸阿昔不辱使命，顺利找出了下毒的实际执行者孙内人。结合作者梁园的“小作文”剧透的内容来看，五大王萧定楷在她的剧本设定中确实不是主犯，他和姜尚宫的作用只是尽力把水搅浑，让太子和齐王两败俱伤而已，以便自己从中渔利。所以在寿宴之前，五大王便预先给被指使下毒的孙内人用丹蔻染了指甲，以便将来她能因为这个与众不同的特征而更容易被认出（案发之前有一个镜头是赵王请孙内人这位小姐姐“帮他一个忙”，现在想来应该就是请孙内人答应让他帮着染指甲）。孙内人被捕后曾在刑部指认是受了齐王妃的授意，但以齐王妃的智力，应该心机不到犯案的程度，所以所谓“齐王妃指使”云云，应当是出自姜尚宫的转述（碍于身份，象这类秘事应当多是由被赵贵妃视为心腹的姜尚宫代为下达指示的，赵贵妃不大可能亲自出面向宫人面授机宜，否则出了纰漏她极不易脱身。这样就给了姜尚宫上下其手的机会），齐王妃极有可能并不知情，并且在事发前就被姜尚宫支走了，这样一来就破坏了赵贵妃甩锅给齐王妃的可能。

所以这样看来，顾内人的顶包获罪应当是个意外，本来并不在赵贵妃的谋划之内。当事发之后登华宫内到处找不到齐王妃时，慌了手脚的她才临时决定派人乘着混乱换掉了有毒的蜜食酥，而在本来没有毒的药汁和药渣中搀了毒药（太子妃在食用蜜酥食之前，赵贵妃特意强调了这个是太子从小就爱吃的食物，似是在引诱太子妃食用）。否则的话，如果一开始的替死鬼就选定的是顾内人，那么大可不必在蜜酥食中也下毒，有蔻珠这个内应（她的任务是劝说太子妃入宫），在太子妃的药里找机会下毒就可以达到目的了。虽然有了上次被人所乘的教训，顾内人在太子妃的用药上小心谨慎了许多，但由于父兄的冤死，她目前尚处于精神倍受打击的恍惚阶段，并不是无机可乘。况且，把锅甩给东宫自己的人，比让登华宫牵涉其中要明智安全得多。赵贵妃后来的嫁祸思路正是如此。

另一组对比，是阿昔在面对张陆正酷刑时的坚韧不屈与其后在囚室中摸到兄长文普生前所折的三只草蚱蜢时触动亲情而一秒崩溃暴哭的对比。阿昔坚韧如蒲苇，即使面对酷刑也不曾屈服，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始终是留给家人的，所以才会在见到象征着她家三兄妹的那三只草蚱蜢时情难自已，又为了不被人发现端倪而不得不一边痛哭一边咬着自己的手掌虎口强忍（后来中秋夜童谣案发，太子受杖刑时也是咬着自己的手掌虎口强忍），这种不得渲泄的强自压抑无疑更加重了阿昔内心的痛苦和屈辱——一半是对父兄的怀念，一半是对自身遭遇的伤心，对有冤不能申诉、无罪反而身陷囹圄的愤懑。剧中文普所折的三只草蚱蜢，既是陆氏三兄妹的象征，也是暗喻陆氏全家卷入朝堂争斗后命如草芥，身不由己的悲惨命运。

有意思的是，当阿昔在这几集中饱受捶楚，险些丧命时，两次挺身而出保护了她的，并不是阿昔一直期盼的太子殿下，也不是一直以来以“这个萧郎，不是路人”自许的五大王萧定楷，而是那个看上去很不靠谱，第一次见面就想调戏她，后来又在姐姐的亲迎礼上从满堂兮美人中一眼对她目成的刑书衙内张绍筠。在与阿昔纠葛半生的这三个男人中，太子所爱的是他想象中（并未与真人实际的谋面过）的天成佳偶陆文昔（对现实中厕居身边的顾内人，他始终是欣赏、喜爱与猜忌并存，心态并不纯粹），五大王爱的才华与美貌、风度并存的才女陆文昔，只有傻竹子张绍筠爱上的，才自始至终是那个身份卑微、命运如浮萍般明灭摇摆不定、处境狼狈的顾内人，而且他还爱得如此痴心，也是可怜。

这几集中另一个使用权术的人，就是渣爹萧睿鉴。令人惊讶的是，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他竟然可以肆无忌惮到完全不顾公理和道义的地步。只要能助他制衡顾思林的势力，他竟可以罔顾事实，颠倒是非，不惜公器私用，不但玩弄手腕公然包庇杀害太子妃的凶手赵贵妃，更强行将她推上皇后的宝座，成为他用来拿捏皇太子、逼顾思林就范的傀儡工具。虽然口口声声宣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这个皇帝恃术而寡道（如果不是完全无道的话），为了达到他所谓“制衡”的目的，公正、道义、真相、亲情，他都可以拿来做交易，对待象顾内人那样的在下位者，他都视为可以为了他的利益随意牺牲献祭的祭物，直是视若草芥一般胡乱挥霍他们的性命，哪里有一点持身端正的样子？己所不欲，强施于人，他自己做不到，反而要求别人修身养性，岂不谬哉？

渣爹为了钳制顾思林的需要而翻云覆雨玩弄权术，不惜把原本应由三司审理的一桩公案变成皇室的家事（将赵贵妃交给大宗正审理还是太子用权术使诈跟皇帝交易来的结果，否则以皇帝本人的私欲，他是不会容忍皇太子斗倒赵贵妃的，因为如此结果只会削弱他制衡皇太子的力量），然后再通过耍手腕，一纸诏书直接罢了大宗正的职务，从而又将家事变成了他自己能随意掌控的私事，到了这一步，他总算可以为所欲为，任意胡来了。最讽刺的是，背着两条人命的赵贵妃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而为了维护新皇后那“德（我）行（操）配（你）天（妈）”的“光辉形象”，反而要让无辜的良人顾内人背着弑君害主的罪名接受国家的明正典刑。这样的皇帝不遭雷劈真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啊，老天爷你太TM的仁慈了！（不过皇帝越渣，越说明黄志忠老师演得好啊！这个既不睿智，也未能以既往教训为殷鉴、徒有其表、名不副实的皇帝萧睿鉴，被黄志忠老师演绎得栩栩如生又丝丝入扣，过去的屏幕上还很少见到过如此矛盾而又非常真实、鲜活生动的皇帝形象，在众多的银屏皇帝角色之中又树立了一个堪称里程碑式的新形象。）

可见在皇帝心里，只有对自己有利的结果才是他认可的“真相”，否则就算是与事实完全相悖，他也可以大言不惭的宣诸悠悠众口，这简直是无耻之尤。皇帝抱着这样的心态，简直是对九泉之下死不瞑目的太子妃母子的再一次侮辱（剥夺这对母子的生命则是第一次侮辱）。本来对于太子妃命案真相的迟迟不能揭开还耿耿于怀（目前只是揪出了一个在前台实施罪行的孙内人，幕后的主使、助她成事的胁从，由于皇帝的包庇和干涉，一个都没有查出来，尽管答案已经昭然若揭），但后来想想，宋初的烛影斧声、明末的梃击、红丸，不也是让人争讼数百年不止的无头公案么？利益重于事实，这或许才是这些政治疑案的常规操作。念及于此，也就释然了。象本剧中皇帝对太子妃命案的处置，就有几分参照了明神宗对梃击案的处理方法和思路，最后都是事实真相屈从于政治需要，从而被掩盖和埋没了，可叹！

当太子遵循老师的教诲，“道理全听，举步维艰”时，就遭到了他那个混帐渣爹的暴力折辱，他终于切身体会到了阿昔曾体尝过的那些摧骨割肤之痛，也品验到了她所罹经过的那些折磨与羞辱，对于下位者的“易碎”有了更直观而深切的了解，为他将来生出以天下万民福祉为虑的念头打下了情感基础。是以当渣爹逼着他手刃顾内人以示诚和效忠时，他内心的良知抗拒着滥杀无辜的冲动，最终使他拒绝了与渣爹同流合污的疯狂举动。

故而阿昔支持他，在他与渣爹据理力争，即使批逆鳞被掌掴也要将弑君（按剧中的设定，太子妃地位比贵妃高，是将来的六宫之主皇后，故而也当然是赵贵妃的主君）罪人赵贵妃交付国家法办时，主动伸手给予支持和宽慰；当太子对斩杀她流露不忍时，她以慷慨赴死之心对太子的为难表达了理解，并以“有冤之人，如果含冤而终，殿下将来也一定会为他们昭雪的，是不是？”相嘱托，对自己的性命并不惋惜。于阿昔而言，之所以泯不畏死，是因为于家破人亡的她而言，能与父兄和物故的亡母相聚于地下，未免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所遗恨者，只是父兄的冤屈未能洗刷，仇人不得手刃，这才忍死含垢，偷生至今。如果太子终有能为天下含冤衔恨者伸冤出头之日，自己又何惜一死去保全他的前途？在阿昔心中，自有比性命更看重的东西，那就是道义和公正，所以她不惜以自己一命来换一个赢得公道的机会，就象樊於期能舍得出自己的人头助荆轲刺杀暴虐的秦王一样。阿昔对太子的期许，并不仅是自家父兄的含冤枉死，也不只是太子妃的无辜罹难，而是为了全天下千千万万同样受冤屈、被践踏的无辜之人。太子和阿昔在宗正寺当着渣爹的面互相保护，面对暴力又无耻、手握强权的渣爹，孱弱的他们真的是拼尽了全力保护各自想要保护的人，竟隐隐有双鹤并驾齐飞的派头。

触了逆鳞的太子被皇帝一掼到底，暴打之后扔在宗正寺反省。皇帝立赵贵妃为后，又是发邸报，又是让李明安暗戮戮的漏消息，就是一定要恶心到顾思林：你不尽心卖命打仗，我就保不住之前跟顾家的承诺。从前赵氏为贵妃时，齐王、赵王都是庶子，现在子凭母贵，二子都成了嫡子，太子虽未立即见废，但一下子多了两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地位岌岌可危。这层算是缓刑的意思，顾思林不可能不明白。皇帝就是在拿太子的地位逼顾思林在战事中更主动、更积极、出更多的力、拿出更多更有实效的战果。

在封后大典的礼仪中，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安排，揭示了皇帝对于册立新皇后的真实态度：经礼部张侍郎请旨后，他同意给继后赵氏使用只有册封元后时才能使用的正安乐（按国家典制，继后赵氏只能使用惠安乐）；按制度本应着衮冕出现在封后大典上的皇帝，出人意料的选用了等级比衮冕低一级、用作乘舆常服的次礼服——通天冠服。

这两个微妙的礼仪更改所表达出来的内涵，其实有两层：第一层当然是在讽刺这个皇帝“非礼”、“无道”，视国家大典如无物，随意更改制度，使后世子孙不知所守，开了破坏国家制度的很坏的先例；第二层内涵就更有意思了：正安乐是奏给太子听的，因为他听得见；通天冠服则是穿给赵“皇后”看的，那意思就是明明白白告诉赵氏：甭看朕把你扶上了后位宝座，但在朕心里——甚至在朕眼里，你就只是个身份低微的妾妇！要不是还要用你来挡枪，你还想当皇后？你也配？原来在皇帝心里，赵氏德不配位，本来是根本没资格当这个皇后的。所以她也是实惨，一个本来命悬一线的将死之人突然接到天上掉下来的好大一块饼，还没高兴过三秒，就发现原来自己只是被人拿来当枪使的工具人。外人都以为你飞来横福，捡了个天大的饼（包括你那智商时常不在线的傻儿子大郎齐王），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实际有多惨，捡来的其实是祸，是个没法下咽的毒饼。德不配位，终得其咎，必受其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滋味，赵贵妃……呃，不，赵皇后你觉得好受吗？呵呵。

不知道看见皇帝穿着通天冠服出现在典礼现场的赵皇后，看看自己身上的袆衣（皇后最高等级的礼服），心里会有多酸楚？不得而知。不过与她类似的感受，历史上另一个大人物也尝过，可以作为参校。据原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将军的秘书程思远先生回忆，1948年伪国大“选举”，蒋介石当选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就职典礼前，李宗仁曾打电话询问蒋是否需要着军人在正式场合的正装，也就是李的上将礼服进行就职宣誓，得到了蒋的肯定答复。结果就职当天，李着上将礼服，蒋却着长衫马褂就职，于是在现场看起来李就象是蒋的侍从副官一样，十分尴尬而滑稽。据程思远回忆，惯于玩弄权术御下的蒋使如此诈术摆了李一道，令李十分难堪，更加恨蒋。

所以要说厉害，还是渣爹厉害啊！一下子打脸两个人，真是好手段！只希望陛下你日后午夜梦回，不要梦见你的“卿卿”骂你“渣男”哦，呵呵。

但是看看渣爹那些小肚鸡肠的制衡手段，不禁让人犯疑：这个人，真的是个有能力、有气魄的“英主”吗（我知道作者梁园前几天写小作文给他盖了章）？你看看他用的那几个人：朝堂里李柏舟只手遮天，边关上顾思林尾大不掉，诺大一个朝廷，乌泱泱、黑压压一屋子满满的人，他能用能信的用一只手指也数得过来（搞得他有啥委屈都是上不可告天地，下不可语妻儿，只能往肚子里咽啊）。李明安虽然忠勇，却无谋略和见识，还有点妒贤嫉能，遇事没有自己的判断和主张，只会机械的往上边打小报告，在对陆英的事情上一点儿担当也没有，让人失望之极。他是个纯臣，却又是个庸吏，用他还不如不用；至于李重夔，有主张，也有能力，迫于特殊的身份，却又不得不对皇帝唯唯诺诺而毫无作为。其他人呢？张陆正首鼠两端，何士钊莽撞易怒，何道然袖手明哲，杜蘅进退失据……要找一个象李柏舟那样能干大事儿的？或者象卢世瑜那样有操守能为天下表率的？对不起，真没有啥合适可用的人了。你再看看他为了实现他的“制衡大业”干的那些事儿？按下葫芦起了瓢，几曾收到过良效？不过拆了东墙补西墙、疲于奔命的裱糊匠本事罢了。搞到最后，外无将相，内无妻儿，连最象自己的太子也搞死了，渣爹一人独上天宫，这个皆大哭死的大结局也是让人服气了……怪不得他爹直到气死都不肯立他做太子，当真是知子莫若父啊……别看渣爹拿的是晚年汉武帝的剧本，可他的所作所为还真没法跟汉武帝相比。所以汉武帝是英主，渣爹就只能是个……庸主。

广政四年（公元941年），后来成为亡国之君的后蜀皇帝孟昶亲撰《颁令箴》24句，后来宋太宗将之缩写为4句16字，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颁示天下，这就是著名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下民虽然易虐，也比上位者易碎，但他们其实比上位者更受上天眷顾。君不见秦二世临死前向阎乐（赵高的女婿，时任咸阳令）求饶，先请“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后又求“愿为万户侯”，再次被拒后乃“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事急时一个皇帝的头衔竟不如老百姓好使。就这样卑微的想做个老百姓也做不成，只能乖乖自杀了事。君不见萧道成篡宋时，13岁的宋顺帝刘准被杀前哭诉“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贵为帝王难逃身死国灭的噩运，到头来反不如生在升斗小民家更易保得一世平安。若还想进一步了解二者之间的对照，大家不妨去读读《战国策·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中那个“安步当车”的故事。

百姓易虐难欺，须得敬畏这么浅显的道理，连孟昶这样的昏君都懂。这样看来，自诩精明、以开万世太平为己任的渣皇萧睿鉴的见识，还真是连一个亡国之君都不如。

（本章完。下一章《相濡以沫》敬祈期待！）

法帖、偏衣与金玦：《鹤唳华亭》剧评（12相濡以沫之番外篇）/img.php?ur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65426284/

鹤唳萧萧舞华亭——《鹤唳华亭》剧评（12）：相濡以沫（40—43集，抢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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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先版19点50已上传到系统，发表在小组讨论中新开的一个讨论帖子。但因其中的内容正在接受审核，审核通过后会自动发表。直接点击上面的链接就可以打开查看。）

第12章 相濡以沫 抢先版 今天（2020年7月6日）作了更新，链接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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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线以下的部分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