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八个》是一部以战争为背景的电影，故事发生在抗日时代的华北地区。八路军面对着仇人的步步紧逼，艰难地周旋着。
影片的主角是领导员王金，由陶泽如饰演。王金原本是从事敌后事情的，但因叛徒的陷害而遭到组织的猜疑，被关押在一起与三名土匪、三名逃兵、一名奸细以及一名投毒犯。王金求助除奸科长许志，由陈道明饰演，希望能重新查明自己的案情。然而，由于各步队失去了接洽，许志无法证明王金的清白。
在王金和其他八名监犯的相处中，他用朴直虔诚的人格魅力感动了土匪头目大秃子，由赵小锐饰演，以及逃兵中的老年万头，由魏宗万饰演。不久，步队陷入了日军的困绕，许志身负重伤，王金等人以待罪之身迎击日寇。
《一个和八个》通过展现战争时期的人性和团结精神，让观众对抗战时期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和紧张刺激的剧情，使得影片更加引人入胜。影片中的角色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前两天终于有幸在学校看了这个片子，俏佳人版的VCD，效果不大好。十三年前的拍的片子，如今看来，厚重迫人之气犹在。
在豆瓣上。《黄土地》，411人看过。《一个和八个》，只有62人看过。如果没有最近《一个和八个》同名话剧上演，我想看的人会更少。
事情大略经过是这样的：
1982年，刚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怀着郁闷的心情被发配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远似天边。四人在一起整天就是琢磨着出人头地，于是他们组成了青年摄制小组。1983年，小组的第一部作品《一个和八个》公映，当银幕被那颗诡异的子弹划破的刹那，人们纷纷呼喊：一个幽灵诞生了。
戴锦华老师说：这是第五代第一次集体作业，被公认为第五代开山之作。其形式上的革新性超过其内容。也有人认为影片以一种“过度表达的形式”对经典革命叙事加以“破坏性重述”，并以一种“自辩、自指式的陈述”讲述了一个关于“冤屈”与“忠诚”的主体，其内在意识形态在表达一种对主流“臣属的姿态”。
（很好，戴老师说的很高深嘛。我没听明白。）
1983年，正值中国社会现代化改革进程不断深化阶段，传统的中国与西方全面接触后给人民思想产生震荡。人们逐渐意识到：党风建设在整个社会架构和文化重建中所占分量之重，人们传统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在沉默下猛烈动摇。在这个社会背景下，《一个和八个》的剧本取材于郭小川同名诗歌，沿用了其基本框架和叙述，然而后部编剧对于战争冲突做了淡化，使之产生了一种全新命题——关于“人”的疑问。整个影片突出“人”，显然是受李泽厚“人的哲学”和苏联解冻时期电影《雁南飞》《第四十一》等战争反思片的影响。他们的描述对象超越了具体的“人”而直面人性，从“人”去看历史，从而去追问其根源性。在整个第五代影片中，将人性抽象化具体化真实化，超越“阶级精神”和“民族情感”成为其基础语调。这种与历史书“唱反调”的精神在当时社会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本片在宁夏镇北堡实景拍摄，后遭遇多方人士诟病虚假，因日本侵华并未曾到过宁夏。《一个和八个》在成片过程中遭遇困难重重：公映送审半年，共修改107处。公映三年后，收回拷贝重新剪辑发行。虽然某些原始结局我们看不到，但对于现在的版本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底下暗自感情的激烈和汹涌的力量。
在第五代以前，绝大部分导演沿袭巴赞之“现实主义渐进线”学说，受传统“影戏”影响较深，注重情节架构和人物关系，对于视听语言则几乎降为自然状态，对于电影本体认识不足，造成“电影味儿”的缺失。而《一个和八个》在电影造型和构图上不啻为一次强烈的暴叛，其一反传统的观念，大胆运用不完整构图，给中国电影带来一次美学巨变。
整个影片更大是归功于摄影张艺谋对于影像风格的坚持。他说：“《一个和八个》就是针对当时那种造作的、娘娘腔式的电影的反抗。它的思想内涵不见得有多深刻，故事叙述也不那么独到，人物塑造也不那么突出，但就以那么拍电影来造反！”虽然在第四代导演张暖忻的《沙鸥》和壮壮等人的儿童片《红象》中曾有意识尝试过此类构图，但都是在运动状态中的。而作为一种电影造型，静态的不完整构图给影片带来一种独到的美学意义。于是我们看到如同黑白版画般线条分明如刀刻的却隐藏在黑暗中难以辨认的人物的脸。大量封闭的环境中，如地窖，用广角镜头拍摄，用碾子等物品做前景，占据画面近三分之二，背景多为平面，使人看上去失去空间感且造成让人窒息的挤压感。这种压抑不光影片中人物的心境反映，更是第五代刻意营造的一种内心盘旋的氛围。通过造型语言，将人物情感直接化为视觉形象。反观之后的第五代作品如《黄土地》、《红高粱》等片的造型特征，都不折不扣从此沿袭而来。
《一个和八个》在第五代有意识的反对“学院派”墨守成规的拍片方式和缺乏个性匮于个体意识的文化内涵。八十年代初毕业第五代是在电影学院里看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长大的。这种当时被称为“野路子”拍法的《一个和八个》是年轻的第五代追求个性张扬个性的结果。影片中所构筑的每一个土匪的倒下都是一个“人”的再生。这种超越简单“阶级善恶论”的个体价值的再现，是中国电影史上革命叙事第一次突围。在以往革命电影中十恶不赦的坏人第一次在银幕上呈现人性本身复杂的力量，还原了更为符合人性的真实面目。虽然以现在的审美趣味来看，影片细节粗糙或者某些表演过于偏激。但在其表演意识及视听语言上的突破创新已经足够我们记取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