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乌托邦

《黑色乌托邦》是一部根据Lisa Belkin的纪实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涵盖了剧情、历史和犯罪等多个元素。故事的主人公Nick Wasicsko（由Oscar Isaac饰演）是纽约扬克斯的市长，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

剧情中，一家联邦法院命令他在白人聚居的社区内为低收入人群建造一定数量的自制保障房。他被迫面对激烈的种族抵触，这对他的政治前途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如果他坚持完成这项任务，可能导致都市分裂、市政府瘫痪，并最终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

在这场建造自制保障房的战斗中，Catherine Keener饰演东扬克斯的私房业主Mary Dorman，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在剧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对于剧情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黑色乌托邦》通过展现这个真实故事，揭示了种族抵触和社区建设的复杂性。剧中的角色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冲突，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引发了观众对于社会问题的深思。

整体来说，《黑色乌托邦》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电视剧，它通过剧情的发展和角色的塑造，成功地展现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社会问题。观众不仅可以享受剧情的紧张刺激，还能从中获得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启发。

（以下的内容与其说是影评，不如说是看完本片后的笔记。）

代议制政府：“地方”与“中央”

Leonard Sand法官：正义无关乎民望。（Justice is not about popularity.）
Nick Wasicsko：没错，确实无关。但政治就是关乎民望。（No, it’s not. But politics is.）

对于一个联邦制民主国家，有一个潜藏数百年却又不时显现、甚至触发全国性危机的问题，那就是地方政府该听谁的？从美国建国至内战前与奴隶制问题纠葛在一起的州权问题，到内战后围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所发生的一系列宪法案件，政治家们一直纠结于如何平衡地方与中央利益的问题。

本剧以司法部/NAACP对扬克斯市政府的胜诉为开端，直接向地方政客摆出了问题：服从联邦法院的裁决吗？如果服从，则将违背本地民意——扬克斯市80%居民为白人，而那200套公屋的住户，绝大部分都将分配给黑人/拉丁裔；在选举年作出违背民意的事情，结局不言而喻——准备服从的市长Angelo Martinelli和其他持支持态度的市议员基本被选民赶下台，而那些打着“抗争到底”旗号的政客（包括本剧的主人公Nick Wasicsko）纷纷上台。然而不服从呢？等待着这些政客的是毫无胜算希望的上诉，以及联邦法院对市政府严苛的罚款，仅仅22天就足以把扬克斯市政府罚到破产。

手中握有选票的选民觉得自己胜券在握、掌控一切（至少是本地的一切）。在公屋议案的听证会上，一位愤怒的居民向议员们发出了威胁：我们会搞清楚你们达成了什么协议，我想你们会后悔当初步入政坛的，好好享受剩下两年任期吧！（第二集）可是，他们不能阻止联邦法院强制修建公屋的判决、不能阻止联邦的罚款、不能阻止工地施工、不能阻止居民入住……在中央政府面前，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控制不了，所以从Martinelli、Nick到死硬反对公屋的Hank Spallone，一个个高喊口号、引得民众欢呼的政客登上市长宝座，但在现实的财政压力面前，又都纷纷背弃选举承诺，偷偷选择服从。

对于熟悉《火线》的人来说，这样的结局似曾相识——尽管是以相反的方式。

公地悲剧

Mary Dorman：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你也觉得这个判决是错的？至少让大家知道你的态度。
Nick Wasicsko：因为一个领袖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一个领袖应该领导人民，这正是我现在做的。

说到这里，其实政客们倒还是有些“良知”的，因为他们还算有些责任感——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将导致市政府破产，还是选择向中央妥协；然而，市民们可不会关心市政府是否会破产，他们只关心公屋会不会影响当地治安、影响自己房产的价格。讽刺的是，当市政府为了迁就选民意见而承受严苛罚款、财政濒临崩溃之际，市民们却又会抱怨政府的服务不到位：

在市议会否决了公屋实施方案、联邦法院正式实施罚款后，为了尽力维持政府日常运作及关键的公共服务，市政府不得不关闭了图书馆。记者采访到一位群众：市长在公屋问题上不听群众意见已经很让我们恼火了，如今他还要关掉我们的图书馆？在办公室看到这番采访的Nick不禁怒火中烧：你威胁要裁减600个公务员，他们连眼都不眨；你说市政府快要破产了，鬼才理你；等你说要关图书馆和老年中心了？呵呵。（第三集）

这位接受采访的市民该扪心自问，导致市政府被罚款罚到快破产的，又是谁呢？普通民众这种“not in my backyard”的心态，导致了公地悲剧发生。人人只想自己的好处，却从不关心整体公共利益；人人只觉得自己的权益天经地义，却忘记了自己在共同体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州政府派来的紧急财政专员、州务卿Gail Shaffer在宣布裁员紧缩计划时，顺带对政客及普通选民们一番“说教”（第三集）：

你们要对自己、以及自己城市的未来负责，以理性的方式向把你们带到这番境地的、也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四名议员表达担忧。如果市议会依旧不停止藐视法庭的行为，那么公共服务将必然停止。你打911，警察不会接；你家着火了，消防员也不会来；垃圾满街都是，也不会有人来清理；老年中心会停运、你家也很快就没有自来水了。问题是，你们能理性地接受这些后果吗？这些后果正是源于市议会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

恐惧的政治

莫把选票错当成爱。
（You can’t confuse votes with love.）
 ——Vinni Restiano

Simon在几次访谈里都提到了一个问题：当今的政治是由恐惧所驱动的。不同的团体基于不同类型的恐惧而提出各自的agenda，他们不想要让这个世界更好，而只是想要排斥那些他们所恐惧的人与事物。为什么扬克斯的一些居民要激烈反对公屋计划？因为他们觉得那些传统高层公屋乃是藏污纳垢之地，犯罪率高企，充斥着强奸谋杀、盗窃抢劫、毒品交易，一旦把这些居住于此的黑人/拉丁裔居民引入白人所居住的地区，就会把这些糟糕的东西都带过来。用反公屋计划的民间领袖之一Mary Dorman的说法：“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想要的不是我们想要的。”（第二集）。

这种恐惧的理由是否合理，随后再谈。这种恐惧会达到什么程度？剧中已经充分的展示了：每次市议会开会讨论公屋议案时议会内外的那些高喊口号、破口大骂的群众，疯狂围攻Nick与妻子汽车的暴徒、邮寄子弹人身威胁。恐惧的威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一旦可以被控制、利用，某些人就可以获得巨大利益：反公屋的议员Spallone用耸人听闻的话语、精心挑选的图片，营造、强化群众对公屋计划的恐惧与厌恶，火上浇油的同时，也把这些怒火变成自己的政治资本。甚至是Nick自己，当初也正是利用了普通群众对公屋计划的恐惧、把自己塑造成反公屋斗士，才当选市长。

群众被恐惧驱使，政客也是如此。第二、三两集，市议会内外围绕着是否批准公屋议案的斗争达到最激烈阶段，Chema和Longo两个议员摇摆不定，虽然他们明知抵抗中央命令毫无前途，但他们同样害怕自己会被选下台、被选民指着鼻子痛骂。讽刺的是，要让他们克服自己的恐惧、做出正确选择，也需要依靠恐惧：在第一集，时任市长Martinelli企图要求各个议员与他联署议案批准公屋计划，有人害怕被选民指责，不敢联署；Vinni Restiano（Nick早期的政治盟友）便施加恐吓：如果你不联署，到时我们就给你的选区多安置几间公屋。

如果说民众的恐惧多少还建立一些抽象的意识形态、种族理论基础之上，那政客的恐惧，纯粹是基于现实的名与利。Nick初登市长宝座时，盟友Vinni却第一次品尝了落选的滋味。离开政坛的Vinni只能在照相馆打工，更让她失落的是，再也没有人打电话求她办事、再也没有记者找她采访；她的生命仿佛缺少了一大块。在政坛呼风唤雨的感觉“让人上瘾”。Vinni在野时向Nick袒露的这些心声，却在数年后预示了Nick自己的悲剧。

说到基于恐惧的政治运动，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成功的，其实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几年前纪录片导演Adam Curtis拍摄的《噩梦的力量》对此作了一段经典阐述：“在过去，政治家向我们保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的道路各不相同，但都建立在对未来的乐观态度之上。这些梦想一一失败，今日的人们已经对意识形态失去了信念。政治家渐渐变成了仅仅是公共生活的管理者。但现在他们发现了恢复昔日权力与权威的新角色。政治家不再提供梦想，他们现在向我们保证：让我们远离噩梦。”——从本剧中，我们依稀能看到包裹在“远离噩梦”之下的一个个政治野心。

住房规划：技术与政治

我们准备要建这些房子了。法官和议会投票的结果都印证了这点。但我想问，你们真的希望这个公屋项目成功吗？
 ——Oscar Newman

联邦法院强推的这个公屋项目，由一位叫Oscar Newman的住房规划专家设计。这位专家有着宏伟的目标，接手这个项目时，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理论，而这个理论将会对公屋建设思想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1996年，联邦政府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也就是剧中经常提及的HUD）出版了一本小册子“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http://www.huduser.org/publications/pdf/def.pdf），作者就是Oscar Newman。在看完本剧后我也稍微浏览了一下这本小册子，发现册子中所包含的部分内容，正是剧中Newman理论的阐述。


Nick带着议会通过议案的“好消息”向法官报道，希望和Sand法官“讲数”。Sand法官同意做出让步，把规划建设公屋的区域从8个减少至7个，其中Gramercy将额外承担多出的那24套公屋。本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Newman坚决反对。理由有三：

1、Gramercy由于吸纳了原本其他地区规划的公屋，住房密度太高，而Newman根据历史数据研究指出，单位区域内住户数量会与犯罪数量成正比。正好，在“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中的图表1-17以多元回归的相关系数间接地给出了证据（第三项，尽管相关系数并不高）

2、由于小区规划的住房数大增，需要额外修建内部的道路交通系统，这超出了HUD划拨给扬克斯的预算经费。一个社区有24间房和48间房有区别吗？对于Newman来说当然是不同的，他甚至早已画好了不同数量住房所应规划的不同形态（该书中的图4-9、4-9）

3、最富有争议的一个理由：市政府希望仅有少数几个公屋社区点，彼此相距很远，且每个社区点集中大量公屋；而Newman则希望规划的公屋社区群多而临近，每个小区仅有少量住房。这么做的理由是可以让公屋社区呈现网状地融入城市邻里中，并且不会与其他中产阶级社区相隔离，于是这些公屋社区就会与周围中产社区频繁接触、受到影响、渐渐被同化。这是一个隐含着福柯式治理术的概念：“the more the middle-class neighbor is going to exert their values and control.”
（Newman在辩论中的台词居然原封不动地出自“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第87页）

Newman的这个计划与传统公屋计划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的公屋乃是十余层的高层住宅楼（highrise），而Newman却要求修建联排别墅（townhouse）式的公屋。Newman这么做并非是好大喜功，也并不是因为觉得样子好看，而是有着非常现实的社会治理考虑——传统高层住宅式公屋有着太多内部公共空间（interior public space），这些公共空间虽为“公共”，却又是治安机构难以管控的区域，因而成为了“无人地带”，容易滋生犯罪。相反，联排别墅将这些内部空间彻底私人化，自家的前园后院都是受住户所控制的，犯罪分子不会有藏身之处。数年后在“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中，Newman将这一观点以两种图示加以说明（该书中图1-9、1-11）。Newman还以数据揭示出“内部公共空间”、楼层高低与犯罪率的关系（该书图1-7）。

如果我们接受“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这本书中所展示的证据，那么这一系列公屋项目的结果是相当不错的，没有导致反对者所想象的犯罪率高发、社区不安全的结果，相反，原本居住在犯罪率高发地区的居民，迅速地改善了自身的生活方式，也与周围其他社区相处良好。在1999年一篇对扬克斯公屋计划的后续研究论文亦显示，这7处公屋地区的白人居民在多项情绪指标上与其他地区的居民对本地社区态度并无多大区别，有些甚至更好（De Souza Briggs，Darden Aidala，1999）。

这一结果，多少反驳了Spallone等人“公屋一定会失败”、“公屋带来犯罪活动”的说法。但是，这罕见的例外亦表明，决定一项公共政策、政治运动成功与否的，很大程度上不是抽象的理论优劣，而是具体的实施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第一集开场那沉闷的市议会会议上，小秘书Kathy向新秘书Nay（Nick Wasicsko未来的妻子）讲出了地方政治的现实：在扬克斯，你是哪个党的并不重要；只要你控制了市议会，你就控制了一切。有时你会发现，同一个党的，往往才是大的敌人：原市长Martinelli，共和党；他的副市长Oxman，民主党；他的敌人Longo，共和党；他的其中两个议会盟友Nick和Vinni，民主党。第五集众人于酒吧买醉，民主党人Nick与Vinni痛骂民主党市长Zaleski，而一旁的共和党领袖John Spencer却劝他们消消气……

如果说政客这奇特的敌我关系只是因为政客个人机会主义的特性，那么在那些反对公屋的群众团体中，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政治上敌我区分的复杂性。当毛主席讲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时，许多人仅仅想到抛弃中立的虚假态度，做好斗争准备，却忽视了，我们究竟是基于何种理由成为敌人（朋友）？Mary Dorman，这位曾经的反公屋运动的中坚分子在本剧发生的巨大转变，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划分敌我是因为我们彼此同质（异质）吗？可世上没有哪个人是一样的，哪怕是你亲戚。每一个人都有无数的身份、无数的诉求，它就像一个光谱一样，而当这些身份、诉求组成的光谱出现重叠时，政治上的朋友便出现了。一些影评人觉得反对公屋团体仅仅由种族主义驱动，却忽视了像Mary Dorman这样积极分子同样反感种族主义。

尽管Mary曾经说出过“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不同”，但这更多是一种阶级态度；当她听到其他反公屋分子窃窃私语“那个犹太人法官”、“那个犹太人律师”时，她很不高兴地告诉对方别把这事和宗教扯上关系（第二集）。SYF的头头Jack O’Tool与Mary分道扬镳的那段对话（第六集），表明了在反对公屋的团体实际上是由恐惧的种族主义者与恐惧的中产阶级组成的；一旦有人试图把种族主义元素强行作为反公屋运动的主旨，中产阶级便会离他们而去。

相反，在实施公屋项目的一方，却有着Bob Mayhawk这样富有政治智慧的“策略师”。他向住房计划主管Peter Smith索要反公屋运动积极分子的名单——可谓“知己知彼”；在这份名单中可以从中筛选出像Mary这类可以争取的对象。在Mayhawk第一次拜访Mary时，我不知道有没人注意到Mayhawk小心翼翼地把桌上点心碎渣扫掉的动作——通过这些“有教养阶级”色彩的小细节（包括安排Mary等人参观Schlobohm贫民区的刻意安排），Mayhawk成功地把Mary拉向己方。

在安排白人居民参观公屋区的会议后，有人私下问Mayhawk这些参观者去参观公屋能了解到多少关于新公屋申请者的信息？Mayhawk回答：也就是了解一点点基础信息，现在要紧的是让这些参观者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当Mary意识到这些公屋区的住户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当她意识到整个公屋项目规划的内在合理性，那么继续反对公屋的理由便渐渐消解了。

政治身份、诉求的光谱，并非非黑即白，灰色的可以变成黑色，也可以变成白色。导致一个政治运动失败，往往是其中的极端主义，因为极端主义高估了政治运动内部的同质性。反过来，政治运动的成功，往往则建立在清楚知道参与者“究竟想要什么”。

自助者，天助之

每项事物都有其代价，每项选择都有其责任。
（Everything has a cost. Every choice means responsibility.）
 ——Bob Mayhawk

本剧通过4个黑人/拉丁裔女性的故事从另一个视角透视这个公屋计划的影响。像Norma这种代表老一辈勤恳工作的黑人，像Carmen这种代表寻求生计的移民，有着“天然”的融入优势。而Doreen和Billie则代表着民权运动后成长于公屋区的新一代黑人居民，身上潜藏着太多Mary所说的“和我们不一样”之处。生长在highrise，自有特定的生存之道、也会受特定的环境文化影响。两人都是单亲妈妈，Doreen更糟糕，还有毒瘾。但最终Doreen成功融入新公屋社区，而Billie深陷泥潭，结局的差异，反映了两人对自身对责任、对改变自己的不同认识。Doreen认识到了这点，她能主动联系其他住户组织儿童课后活动，就像一个典型的中产社区那样进行邻里互动；她能找到Billie，劝她别袒护包庇犯罪分子男友；能参加社区沟通会，以理性态度像市长表达态度。而Billie却无法做到这些，最终被逐回Schlobohm；Billie的身体离开了Schlobohm，可她对世界的认知却还沉浸在过去。

在公屋居民一次会议上（第五集），一位居民大声宣讲：低收入不等于低贱（low-income doesn’t mean low-class.）。似乎黑人/拉丁裔倍受歧视的原因只是种族词汇导致的错误认知、只是中产白人的问题；可一旦搬入新社区，问题就不是“别人看低我们”这么简单了。发生在入住新社区后新居民与当地公共机构的矛盾表明新居民有着很长的路需要学会适应新生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Newman公屋方案中要公屋居民与其他中产阶级居民增强沟通、文化价值分享。想要新生活、更好的生活，那么就要承受改变，而改变的不见得是以前的自己喜欢的。改变她们在highrise、在犯罪率高发地区、在贫困生活中所养成的不良习惯乃至心态，需要Mayhawk这样的“自己人”从旁敲打、需要Mary等社区邻居积极帮助，更离不开她们自己改变认识，改变自己。Mayhawk说：最糟的事情并未发生，最好的事情则取决于她们，她们的未来是她们自己的。（第六集）

英雄的黄昏，抑或英雄的认知失调？

即使你真的很有勇气，你也不可以自夸“有勇气”。别人夸你有勇气才算数。
（Courage isn't the kind of word you can use to describe yourself even if it's true. It works when other people say it.）
 ——Jim Surdoval

在第五集结尾，Nick冒雨赶往第一批新公屋居民抽签大会，他当然想亲眼看看自己数年前为之奋斗、牺牲了自己政治前途的那个公屋计划实施的如何。尽管他看到了一个个住户兴奋地跑上讲台领取入住证书，可他的神情透露出了失望：他没有得到居民们的感谢，甚至没有人认出他就是当年那位奋力通过公屋计划的市长。在会场另一端的Carmen因第一次抽签落选而失望，不过她还有下一次机会；但对于Nick来说，他的失望无从获得补救。

当Nick还是市长时之所以下定决心要批准公屋计划，有着极其长远的目标：他希望当未来人们冷静下来，意识到为了这200套公屋而搞到城市破产是多么愚蠢时，他就赢了；过了这一关，也许前途一片光明，搞不好以后还可以进众议院、甚至参议院（第三集）。这项公屋计划的实施将成为他的政治资本、一个遗产。

可惜事情并不如他所愿。正如Vinni曾告诉他：政客的生涯就像蜡烛，一旦熄灭了，人们就会点燃下一根蜡烛（第二集）。并不甘心的Nick又深夜造访新公屋社区，逐户敲门，想询问她们对新屋是否满意——当然更期望她们能认出他就是那位本应受到她们称颂的前市长、得到她们的当面感谢。只是，几乎没有人认得他，纷纷把门关上；唯一认出他的Norma，却又有些不解风情地反问他：“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

按照费斯丁格认知失调理论，当人的行为与其先前的自我认知存在差异，就会产生压力不断调整自己的认知，将这种行为合理化，使得行为与认知变得协调。回顾Nick从当选市长之初摆出的反公屋姿态，到后来被迫消极接受法院判决，再到最后积极推动公屋计划实施，这心态变化过程，也许正是认知失调的后续调整过程。不管Nick事后如何把自己想象成公屋计划的英雄，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包括他自己、Martinelli、Zaleski（以及Vinni），之所以愿意推行公屋计划，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即使是不愿推行公屋计划的Spallone意识到连上诉机会也没有时，也只能自欺欺人“至少我试过了”。支持公屋计划本是政客机会主义再合理不过的做法，然而Nick的悲剧就起源于他把自己机会主义的行为自我认知为一个孤胆英雄的壮举。

当Nick倚在父亲的墓碑前，他想到了什么？Vinni第一次下野时对他说的话言犹在耳，而且，他已经彻底失去重返政坛的机会了。新公屋的住户也许会记得Sand法官、NAACP的律师帮他们争取来的权益，甚至也会记得Mary给予的帮助，但却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市长曾为了实施这个公屋项目而付出的牺牲；反对公屋计划的群众会记得Nick乃是“叛徒”；剩余的市民只会想起那些年混乱的政坛，宁愿将这位前市长遗忘。他想通过公屋计划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结果却耗尽了他仅有的真正资本。当一个机会主义者把一项agenda当成伟大事业来奋斗，这项事业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但就自己而言却总是个悲剧。

不是因为他是英雄，才导致这出悲剧，而是因为这出悲剧，他才成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