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星期天》是一部剧情喜剧电影，讲述了两位聪明机灵的菲律宾移工麦文和木讷朴素的达都在台湾努力工作，远离故乡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麦文总是向达都描述他的愿望，希望在宿舍的天台上有一张舒适的沙发，每天下班后可以躺在上面看星星。然而，达都总是对此一笑置之。
在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两位菲律宾移工的假期开始了。他们在路边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被人抛弃的红色沙发。麦文成功地说服达都一起将这件承载着他们的理想的家具搬回宿舍。然而，回宿舍的路并不容易，他们经历了几次意外和争吵。最终，麦文和达都能够成功地将沙发搬回宿舍吗？他们的台湾打工生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这部电影得到了日本放送协会（NHK）的支持，制作精良。影片通过幽默的方式展现了移工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家人和梦想的追求。麦文和达都的角色形象鲜明，演员们的表演也非常出色。整个故事情节紧凑有趣，充满了温情和感动。影片不仅让观众笑中带泪，还能让人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在今年金馬奇幻影展《台北星期天》作為開幕片首映，風光轉戰電影院，卻苦無門路可循，全台只排進五間戲院。根據導演所言，這部以菲律賓移工為主的幽默劇，除了某些大戲院慣常以票房為由拒絕之外，某大連鎖戲院更以「不希望菲律賓人聚集在戲院門口」等有礙觀瞻之由，拒絕排入該戲院檔期。另一方面，在新聞局國片補助申請上，第一階段已通過的《台北星期天》，卻在審片時因「國語比例不足」卡住，補助目前下不來。一部輕鬆的喜劇片，只因為主角為菲律賓人，拍攝以移工故事為主，在政在商雙雙受阻，恰巧成為一部得以拿來檢驗台灣有多麼政治不正確的電影。
從一張紅沙發開始
導演何蔚庭在訪問時，表明立場說，《台北星期天》最初構想純粹是從「搬沙發」的影像開始。50年代羅曼波蘭斯基的黑白短片《兩個男人與衣櫃》裡的故事，成為何蔚庭口中「第三世界國家」的畫面，「因為會在街上搬東西，代表這些人是比較不富裕，比如我們大學唸書就會這樣做，如果在台北有人搬東西，比較不會是居民，是沒有資源的人，僑生、學生或外胞，想到最後覺得外勞比較合適。」於是，被遺忘在街頭的沙發，成為串起《台北星期天》中兩名男主角對於家庭、情感、休戚與天堂的象徵物。
從這裡開始，何蔚庭跑到中山北路與桃園等地開始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最初在星期天獨自跑去中山北路晃，認識了一些人之後，開始有牧師、菲律賓移工團體（Migrante International）的幫助，聽聞的、閒談的，都成為何蔚庭納入劇本的細節。特別的是，曾有牧師知道何蔚庭要拍攝《台北星期天》中男主角迪艾斯的故事，竟然對他說：「不！你不能拍迪艾斯的故事！他已經回菲律賓了，你沒有他同意不可以這樣做！」搞到後來才澄清，何蔚庭的虛構迪艾斯，竟被誤以為牧師真正認識曾經在台擔任移工的「迪艾斯」。而田野調查當中認識的在台菲籍移工或外配，也成為何蔚庭片中穿插演出的角色們，像是劇情中設定嫁給台灣計程車司機的菲律賓新移民，必須會說菲律賓方言，而在導演到教堂尋找具備此特殊語言能力的女性時，經導演一問，在現實生活中這名女性的丈夫竟也是名台籍計程車司機。種種巧合，導演笑說：「這應該表示我的田調做得不差。」
《台北星期天》帶給台灣觀眾的挑戰
從兩部短片《呼吸》、《夏午》崛起的何蔚庭，挑戰首部長篇、喜劇電影，也同時接下他所不認識的文化、語言帶來的功課；在拍攝完畢後，上映與補助也成為他所帶予台灣觀眾的挑戰，挑戰絕大多數觀眾不看「膚色比自己黑的人拍的片」的習慣，也挑戰了那些「不播放膚色比自己黑的人拍的片」的戲院。而在這場遊戲的第一階段，顯然地戲院早就舉白旗投降，台北唯一上映的戲院是光點，戲院選擇了將購物商場空間保留給貴婦、白領與青年，同時等於排除了「台灣人眼中」有色人種的消費權益，而導演曾經在與戲院交涉上片時，其中一間戲院表示，不願意上片的原因在於，不希望菲律賓移工消費者聚集於戲院附近，更透露出戲院挑片背後的邏輯，實際上與商業利益並不直接相關，更有國族與階級歧視的意識形態在背後。然而，在記者去電詢問時，這間戲院的媒體聯絡人卻轉而表示，是以消費者族群定位為考量等官方敷衍的回應，而排片經理也未回應此問題。接下來，恐怕就是觀影消費者的挑戰，有人為此在網路上號召台灣人「擠爆戲院」，以表達對戲院體制的不滿。
而《台北星期天》這部片生產在台，最詭譎之處恐怕在於所有的挑戰與發燒，其實都是座落在戲院之外。片中輕鬆的、極富幽默感的，如同導演所說：「移工的悲慘故事已經很多人拍了、講了，但從沒有人拍過這些人假日的、快樂的時候。」撇開到底還有多少移工沒有休假的現實問題，或者片中有些不符合真實移工工作場域面臨的情況，這部片在觀看時，並不會帶給台灣觀眾過多的道德指控，因此觀看行為本身其實是無負擔的，然而此片帶出的播放議題，實際上是真正觸及到社會脈絡之中的，也因此，觀眾以集體身分現身電影院觀看《台北星期天》，實際上就已經是一種對戲院（好萊塢）商業取向體制與歧視的抗議。
而另一方面，《台北星期天》同時挑戰了新聞局內部對於「國片補助」的結構。因語言比例而補助撥款出現延宕的情形，實際上在吳米森的《松鼠自殺事件》中便曾經發生，然而何蔚庭自己表示：「吳米森那部片中，日語的比例比我的來得低。」因此順利解決，而《台北星期天》目前則繼續延宕。雖然導演工會目前表示，倘若補助最後破局，會出面聲挺，然而，整件事件的核心並不在於是否破局或順利撥款。當我們翻開新聞局國片補助暨票房獎勵辦理要點時，可以發現所謂「語言使用比例」根本不在其中，倘若要以國語推廣為主，那末蔡明亮的電影恐怕向來是無言地敬陪末座。這時也許該詢問的是，國片究竟是什麼？是以地、人、語言為導向？導演何蔚庭回憶最初尋找補助管道時說：「本來是想報外片補助，但新聞局表示我們還不符合外片資格，要我們報國片輔導金。」這些位置的模糊，正巧透露了在這個全球化狀態底下，無論是地方或人物、文化上跨國合作關係的現實，近來台北、高雄、基隆等地，紛紛祭出地方拍片補助的誘惑，期許不同電影團隊進駐地方拍片，以促進地方觀光，因此《霓虹心》從瑞典而來獲得補助，然而與此同期，蔡明亮的《臉》飛向法國，卻也獲得新聞局補助三千萬。在此，無論是地方、人物或語言，實際上都是無從判別何為國片。假使我們唯一的準則，只能座落在「電影發行業」的註冊，那麼在這裡，也許該請教一下新聞局，《台北星期天》發行的穀得電影，到底算不算國產發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