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Roberto Rossellini 的宗教情結在英格麗褒曼身上得到最極致的展現。當真理的探索遙遙無期,盲目的宣傳與蠱惑成為社會主流,勞苦大眾依舊陷於為兩餐溫飽掙扎求存的困境時,剛從二戰廢墟倖存下來的意大利(歐洲)該用何資本來談論復興?Rossellini在《一九五一年的歐洲》(Europe '51)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重塑本國人民的精神信仰,而英格麗褒曼實乃最佳人選,完美演繹一位端莊優雅的「離地」美國貴婦,在兒子自殺後擺脫上流社會的奢華作風,進入基層體驗生活,才深知民間疾苦,而後逐漸蛻變成為「大愛無疆」的光輝聖母形象。貴為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開山始祖,Roberto Rossellini於<Europe '51>中著墨的下層勞動階級嚴峻簡陋的生存環境真實地叫人心酸,另一方面,也與開頭意大利貴族無憂無慮的奢華聚會構成鮮明的階級性對比。英格麗褒曼因爲對兒子的疏忽照顧傷心欲絕,在與勞苦大眾的頻繁接觸過後心態發生了巨大轉變,最初只想透過施捨窮人作為忘記兒子逝世的精神寄託,但與堅強生活的慈祥單親媽媽相識,親眼目睹資本主義對勞動人民的剝削摧殘,因妓女之死為低下階女性同胞的悲慘命運流淚等一系列經歷卻不斷刺激、豐富著女主角「不問世事」的內心荒蕪。英格麗褒曼身上散發出的聖光讓一眾自詡「正義」與「秩序」的警察與政府官員滿腹狐疑,因為私自協助罪犯逃走,被懷疑有精神問題而接受治療,女主角本著慈悲為懷的心靈所行的大愛之舉卻被理性曲解為「顛覆社會」的反革命意圖,還押監禁(精神病院)的結局也是錯誤時代給大愛女主執行的錯誤死刑。荒謬的世界總容不下聖人多活哪怕一秒鐘,卻永遠無法阻止民眾從神聖的光芒之中獲得拼命活著的力量。「我來到世上不是為了拋棄罪人,而是拯救他們。」從英格麗褒曼飾演的現代版聖母瑪利亞身上,我們可以看到Rossellini於宗教信仰層面堅持的理想主義,但導演卻過於強調神性而忽略了錯綜複雜的人性,不惜一切代價只為神化英格麗褒曼(確實是真愛),這也是<Europe '51>的最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