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苗

《春苗》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电影，讲述了文革前夕1965年发生在农村的故事。影片中的主人公春苗，是一个有志向的妇女队长，她为了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主动请缨到公社卫生院学习，并克服了各种困难，最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赤脚医生。春苗在卫生院期间，受到了院长杜文杰和医生钱济仁的刁难排挤。然而，她并没有放弃，而是在方明的帮助下，刻苦钻研专业知识。春苗的坚持和努力，让她逐渐得到了卫生院其他人员的认可和尊重。当春苗回到村里后，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她在村里的卫生室做了一名赤脚医生。她的医术得到了广大村民的认可和赞扬，她也成为了村民们心目中的英雄。随着文革的开始，杜文杰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公社办起了赤脚医生培训班。春苗和其它村的赤脚医生揭穿了杜文杰的阴谋，杜文杰恼羞成怒，暗中下毒谋害水昌伯，并嫁祸春苗。春苗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没有屈服于压力，而是坚定地维护了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最终识破了杜文杰的诡计。影片中的演员表现也十分出色。李秀明扮演的春苗形象生动，情感真挚，展现了一个有志向、有担当的女性形象。白穆、冯奇等老演员的表演也十分到位，为影片增色不少。总的来说，《春苗》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电影，通过讲述春苗的故事，展现了当时农村医疗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人性复杂性和道德困境。影片的剧情紧凑、情感真挚，演员表现也十分出色，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现在去北医三院看病，如果不是急诊，见到医生的几率恐怕比彩票还低——今天去，下周才能约到医生。


晚清以来，西风渐强，科学主义（被错误的被等同于西化）也日益占据统治地位。在医学界也表现为西医对中医的排斥。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并没有彻底打倒中医，反倒让原本松散的中医团体组织了起来，并自称国医，主动拥抱国家体制和科学话语，于是，中医科学化也成为中医从业者的策略和共识。虽然西医也确立另外一种话语秩序，自称为新医，从而与作为与旧医的中医相对立，但在后来的民国时期，中医也慢慢进入卫生防疫体系。然而，“中医”被更深地卷入现代防疫体系之内，最终在其中扮演一种过渡和边缘的角色，是与1949年以后‘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国家总体卫生政策规划密切相关的。”

因为西医的治疗与防疫体系主要停留在大城市，而鼓吹西医的也主要是大城市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于是甚至在解放后，中医在农村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在农民的头脑内，阴阳五行等迷信观念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医患关系也并未改变。而在50年代以后提出的医疗三大原则——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和团结中西医——则为中国建立全面的卫生防疫体系奠定了基础。

但这与“为工农兵服务”的目标还相差甚远。1965年，当毛泽东看到，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居然有80%的高级医务人员留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而城市占去了75%，不禁大发雷霆：“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1968年9月10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后为《人民日报》转载，这也让赤脚医生成为全国的新英雄。赤医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培训的时间也不长，采取半农半读的学习方式，其目的就是“在最短的周期内调动各种医疗资源，使之在农村的最底层发挥 最大的效益。” 赤医就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医疗实践，在农村基层的卫生系统中起到基础作用。
 
《春苗》这部电影所宣扬的就是赤医精神。当然更为重要的，赤医的出现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政治问题：医生到底为谁服务？除了两条路线问题，还有个更为重要的微观政治学问题。

赤医与单纯的西（洋）医的差别在于：西医却通过科学设备与数学方法，确立了关于生命与疾病的真理。这真理是一般病人所无从知晓的，换言之，病人只能是受动的、等待医生拯救的客体。诚如雷祥麟所言，即便对一位充满爱心的医生而言，他∕她的专业训练也将迫使他∕她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以外的病征（即征 候）、数据与检验报告上。病人自感的症状不再是医疗的重要依据，而医师日益专门化的术语更脱离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 换言之，医生不再是对症状进行主观的诊断，而是对征候进行客观而科学的计算。口罩和白大褂只是医生自我确证的一种方式，是医生权威的体现。
 
而赤脚医生却因为学历低、政治觉悟高、中西医结合等特点，可以很好的与基层的农村病人相结合，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自治体系。赤医并不会高高在 上，他们不只看病，还要种地，与当地农民形成了一个融洽的伦理共同体，这种基于乡土伦理的关系可以形成比较平等的医患关系，医生不只是将病人作为客体进行诊断，从而得出科学的征候，相反，医生与病人之间存在着熟人间的活生生的情感交流。杨念群从“空间政治”的角度指出，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医患关系”不仅表现为病人及其家属对治疗方式的自主性，还表现为更加看重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程度，即整个诊疗过程是否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
相比之下，传统中医并没有特别的着装要求，且病人拥有自由选择和替换医生的权力，病人甚至可以试探医生的医技并与医生进行商讨。所谓久病自成医。这在西医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在传统宇宙观的背景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就中医和生命的真理进行言说。而在现代西方医学的世界中，医生垄断了关于生命的真理，于是病人只能听命于医生的科学诊断，臣服于医生背后的科学权威。任何试图挑战医生权威的举动都将是不可容忍的。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反中医斗士”范守渊在1937年所说的话：中国病人之多，称雄世界，到处都是病夫；但真正够得上资格做病人的，却又实在太少了。 范依然秉持着“病夫”的话语，但为什么病夫却无资格做病人呢？所谓病夫就是持守传统医患观，并敢于挑战医生权威的患者，这是尚未被科学驯服的身体，而合格的病人则是接受了现代医学体制并尊重科学规律，臣服于新的医患关系的患者。主张新生活的胡适也强调：“老实说，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险了！”

虽然西方国家通过西医也实现了全国性的卫生体系，但是毛时代的卫生体系因为采取了团结中西医的赤医制度，在社会层面，最大限度的调动了农村的主人翁意识，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国家动员。而在这两种制度背后，则是两种生命真理政权的不同。概言之，现代西方的生命真理主要是规训—调节性的生物权力，而 新中国虽然也不可能摆脱规训权力，但这种生命真理政权的背后也赋予了一般人以生命力量，开启了生命政治的空间。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赤医也慢慢离开农村，从农民的生活中消失，原本的合作医疗体系也土崩瓦解。西医又成为主导力量。

医疗卫生事业也出现了不平衡发展的现象。尽管共和国医疗支出在1978到1993年间每年以10.9％的速度猛增，这样的投入却并未给大多数人的医疗保健带来改善。全国人口中未加入保险的比例从1981年的29％增加到1993年的79％（World Bank 1997）。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大多数居住在农村。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把卫生资源从农村移到城市的举动更激化了这个矛盾。结果，在医疗的可获性和健康状况方面，城乡间的差距逐渐拉大。这也让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再次把“东亚病夫”的名号回赠给中国，而这次，依然是因为医疗卫生体系无法达到西方的期望，甚至还不如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