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小子贾樟柯

《汾阳小子贾樟柯》是一部电影纪录片，同时也是一部传记电影。这部纪录片由巴西著名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在北京完成拍摄，耗时三年。影片的拍摄地点包括巴西圣保罗、法国巴黎以及贾樟柯的故乡山西汾阳。

这部纪录片追踪了贾樟柯在世界各地的艺术活动，并采访了他的亲友、同学以及与他合作的人。通过这些采访，观众能够近距离了解贾樟柯的创作思路和成长历程。

除了拍摄纪录片，沃尔特-塞勒斯还完成了一本关于贾樟柯电影的研究专著。这本专著将以葡萄牙语、法语和英语三种语言出版，为读者提供更多关于贾樟柯的深入了解。

可能导演自己也不会想到，这次纪录片能拍到如此珍贵的素材。贾樟柯第一次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父亲，他被叫到广电总局办公室，被谈话，和《天注定》被禁播的过程，那一段偷拍的谈话非常之短暂，只有声音，和黑色的屏幕。

在《山河故人》戛纳提名之后，贾樟柯在国外媒体眼中的地位再次大大提升，伦敦电影节更是把《山河故人》作为了开幕影片。在BFI最大的展厅里，观众好奇他与广电总局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他笑着说，总局行为没有定数，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可以拍，什么不能拍。天注定被禁之后，为了弥补投资方的亏损，他接了27条广告拍摄，那些被禁的影片，都变成了盗版光盘流行于世间。

《山河故人》中有一个片段，是说一个一直渴望在中国拥有枪的山西男人，在移民澳大利亚后买了枪，他说，“自由就是狗屁，我现在连个能崩他脑袋的敌人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映照特别有趣，自由让我们失去了“敌人”，伴随着山河的即将上映，贾樟柯也终于在荧幕上解禁，不可否认为了这一解禁他在创作上做出了让步与妥协，山河变得轻松，或者说，他掩藏了太多锋芒，以至于让这个即将崩裂的山河看起来平静而美丽。山河”自由“之后，会给观众带来什么？我等只有静观之。

他似乎已经习惯了”禁锢“对于他人生的设定，他说自己的家，曾经被用作监狱。那个汾阳县城，在所有他创作的电影中总是不乏褐色和围城的意象。那一堵明朝建造的厚砖堆砌的高墙，禁锢了贾樟柯的青年时代，对于贾樟柯的父辈来说，围城禁锢了一生。电影中的青年总爱站在城墙上度过无聊的时光，他们在高墙上恋爱，最后终于搭上了出城的货车，在旷野中放火，唱歌，他们追着火车的汽笛声大声地呼喊，然而他们的声音并没有人能够听到。
侯孝贤的青年时代是小岛上偶尔飘过的恋恋风尘，但这季风飘到山西的时候，只堆积在了厚厚的城墙根。对于个人成长记忆的捕捉，贾樟柯感谢侯孝贤所带来的影响，这也给影迷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侯孝贤也好，贾樟柯也好，这些强烈的文化印记里，我们借以文化认同，并大快朵颐。

我们也在权力的墙外。三明，小武，涛，并不能控制自己的人生，更像被裹挟着前进的被动者，如同贾樟柯，甚至你我。他刻画文革，全球化，市场经济，三峡大坝，暴力，移民，几乎所有的重要议题——贾父在文革的批斗后烧掉了自己全部的日记，他选择站在围墙里，而贾樟柯走了出来。
走出去之后呢？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又能改变什么？如果《山河故人》会是《站台》的未来，如果《天注定》是小武和三明的结局，我不敢也不能轻易窥探他在这些影片中悲剧的隐喻。
非权力所有者是没办法掌握命运的，未来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公园里的《世界》，我们能够到达的，是汾阳县的《站台》，所以，走出来之后的导演，选择回到了过去，回到起点，回到那个围墙以内的世界，回到1999年以前的精神故土。

这种感觉大概是——好像突然有了软肋，也突然有了盔甲。